2013年2月16日，当孙先生和妻子登上飞往伦敦的航班之时，他并不确定自己此次到英国治病的决定是否明智，也不知前途几何。
图：英国皇家布朗普顿医院
在2013年年初的一次体检中，他被发现患有冠心病，而且前降支血管堵塞已经超过了80%，体检的医生建议他立即进行心脏介入手术、安装心脏支架。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孙先生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大医院，把能托关系找到的专家都找了，只想要听到一个能让自己信服的“说法”。心脏专家告诉他，中国国内当时最先进的是药物洗脱支架，它的表面包被药物，可以减少安装后再次堵塞的几率，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完全保证以后血管不再堵塞，而且安装的支架越多，再堵塞的可能性越大。而最让孙先生担忧的是，这个金属支架会永远留在自己体内，不仅需要终生服药，万一以后病情进一步发展，还不能进行心脏搭桥手术。
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让孙先生对在中国安装心脏支架心存犹豫。此时，他的一个医生朋友提到了另外一种可能，这位朋友说自己在国外开会时听说英国一家医院已经开始给冠心病患者应用第四代完全可吸收支架，这种支架在恢复血管弹性、疏通血管后，可以在两年内自行溶解，并且不需要终生服药。
孙先生朋友提到的医院是英国皇家布朗普顿医院（Royal Brompton Hospital）。《华闻周刊》在对这家医院进行采访时发现，在2005年，该医院的卡洛•迪•马里奥（Carlo Di Mario）教授等人就已尝试运用生物可吸收支架来治疗病人，该项试验结果后来被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所报道。2012年，生物可吸收支架正式在欧洲上市。自2012年10月23日起，英国皇家布朗普顿医院正式采用该支架。
但孙先生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后，心中却仍有诸多疑问。他不知道自己是否适合接受这种支架，不知道如何与英国的医院联系，也不知道该如何着手。几经打听，孙先生最后找到了这家医院在中国的合作机构。在该机构的帮助下，孙先生与皇家布朗普顿医院取得了联系，并准备齐了包括护照、国内病历以及三维心脏冠脉CT等在内的一系列材料，并在半个月后，拿到了前往英国看病的医疗签证，预约到了马里奥教授本人为其看病。在到达伦敦两天后的2月18日，孙先生夫妇在全程医疗翻译的陪同下见到了马里奥教授。
据马里奥教授回忆，初次见到孙先生时，他发现这位患者“三支冠状动脉中，有一支被堵塞了”，这导致其“发作急性心脏病，并伴有严重胸痛”。孙先生则表示，自己刚见到马里奥教授时其实还比较紧张，并没有完全消除内心的疑虑。后来，马里奥教授带他们参观了医院的环境，向他们介绍了医护人员，并向他们介绍了术前、术中和术后的一些情况，最后还用绘图的方式向孙先生详细分析了他目前的血管堵塞情况以及手术方案。到这个时候，孙先生才开始对该医院产生了信任感。
在经过一系列的住院检查之后，2月19日早上11时左右，孙先生进入了手术室。由于孙先生的血管堵塞较为严重，手术大约持续了两个小时，但非常成功。之后，马里奥教授给孙先生看了手术前后的影像对比，从中可以看见手术的效果非常明显，装完可吸收支架后血管完全畅通。据介绍，孙先生安装的这个支架会在他体内逐渐的溶解，2年后完全消失，在这期间可以剧烈运动，血管也可以恢复到正常血管的弹性，这是金属支架所不可能达到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使用生物可吸收支架，《华闻周刊》了解到，高成本和对植入技术的高要求，是限制这种生物可吸收支架广泛应用的主要障碍。据介绍，在英国心脏疾病患者中，接受支架植入手术的比例超过90%，而在这些患者中有70%仍然使用的是药物洗脱支架（即传统的“金属支架”），使用生物可吸收支架的患者仅占少数。而在英国以外的整个欧洲地区，情况也类似，生物可吸收支架实际上并未广泛推广。
“的确有一些病，英国的治疗技术更领先”
尽管在中国人出国就医的浪潮之中，英国并非最热门的医疗目的地，但却因其拥有的众多世界领先的医学研究机构、医疗资源，开始日益受到中国患者的关注。在这些来英国求医的中国病人中，有不少是患有心脏疾病、肺部疾病和肝脏疾病的病人。
在接受《华闻周刊》采访时，英国剑桥帕普沃思医院（Papworth Hospital）资深外科助理（Surgical Care Practitioner）李艳雪坦言，有很多病，现在中国国内的医院也可以治，其医疗设备和技术与英国医院其实没有太大的差距，但也的确有一些病，比如癌症、慢性阻塞性肺动脉高压等，英国的治疗技术要更领先一些。以慢性阻塞性肺动脉高压为例，中国目前不仅在治疗这个病方面没有太多的办法，甚至连及时、准确地诊断，都很少有医院能够做到。
据介绍，慢性阻塞性肺动脉高压分为四型。“从全中国范围来看，基本上只有北京一家医院有条件对一型及病程早期的病人做手术 治疗，成功率还不高，其他的医院一般都采取保守治疗，效果不佳；而我们帕普沃思医院一型、二型和三型病人的手术都可以做，也是英国唯一一家有条件做这类手术的医院。每个星期至少会做4台慢性阻塞性肺动脉高压内膜剥离的手术，手术成功率在98%左右。”她说。
图：英国剑桥帕普沃思医院资深外科助理（Surgical Care Practitioner）李艳雪
李艳雪曾经接触过几个来自中国的病人。其中一位是来自中国北方城市的老太太。她在中国被诊断为慢性栓塞性肺动脉高压，但中国医院说没办法动手术，一直只对她采取保守性治疗。老太太的女儿正好在英国生活，就在2013年把她接来了英国，并在帕普沃思医院医院做了慢性肺动脉栓塞内膜剥离术。她术后恢复得很好，对手术效果非常满意，在做完手术大概一周后，就出院了。
除了这种成功的例子，当然也有一些不那么圆满的故事。曾经有一名32岁的上海男性患者，在国内被诊断为慢性栓塞性肺动脉高压，同样也是国内医院说做不了相关手术。认识这个病人的一名国内医院的大夫就和李艳雪联系，把病人的资料发来了英国。“当时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但是病人和家属后来犹豫了一个月，在这期间，病人的情况突然恶化，在他们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之时，病人就去世了。”李艳雪回忆说。
从费用方面看，李艳雪也以慢性肺动脉栓塞内膜剥离术为例进行了说明：“在没有并发症的情况下，帕普沃思医院的收费约为5.7万英镑，而美国的医院做这个手术大概需要14万美元左右，算起来，我们大概比美国要便宜20多万人民币。而目前在中国医院，尽管医生只能对早期的病人进行手术，但费用也达到了60-70万人民币，比英国这边的费用还高。”
英国医院与中国医院在收费上还有另外一个差别。“英国的医院一般会根据病人的病情，在其接受治疗和手术之前，就给出一个 ‘打包价’，当然，这不包括出现并发症的治疗费用，这一点和中国的医院有所不同。在中国的医院，可能医生护士用一个注射器，做一个测试，都需要每项单独收费。”她说。
另一名在英国生活了16年的华人关女士表示，她自己的母亲以及周围的一些朋友都有过从中国到英国来看病就医的经历。从她个人了解的情况来说，中国人之所以选择到英国来就医，一方面是因为很多人观念中认为外国的医疗水平和条件更好，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国内的药品安全问题，而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医患关系。
李艳雪在到英国之前，曾在中国的医院工作过五年。她认为英国的医患关系没有中国紧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免费医疗确实减少了病人精神和经济上的压力，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英国的医疗从业人员相比于病人的比例较高，使得他们能够在每个病人身上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
据李艳雪介绍，即使是在英国国民保健体系（NHS）下的公立医院，也可以为自费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包括中国病人在内的国际病人，除了去英国私立医院就医，也可以到公立医院自费看病。相对于排队等待公费治疗的病人，自费病人等待时间会大大缩短。
至于是选择去私立医院就医，还是去NHS公立医院接受自费医疗服务，她个人的看法是根据情况而定。“私立医院的好处是等待时间短，住宿、饮食和护理等方面的条件可能会比较好，但医疗设备等配套的硬件设施未必比NHS公立医院完善；从医生和专家资源的情况来看，NHS公立医院下的自费部门会更有优势。因为英国的私立医院大多是不养医生的，普遍的情况是NHS公立医院的医生在业余时间去私立医院做‘多点执业’，相比之下配套的医疗服务就不会像在公立医院那么及时方便，辅助科室人员对于并发症或急诊的处理会相对缺乏经验。所以我认为如果病情相对比较危重紧急时，选择公立医院会好一些。”她说。
在接受《华闻周刊》采访时，英国皇家布朗普顿医院胸腔外科医生艾瑞克•林（Dr.Eric Lim）认为：“从整体上来看，英国的医疗系统主要是一个由政府资助的体系，商业色彩没有那么浓厚，在这样的体系下，很多事情可以系统化地推进，也可以更多地为病人着想。而美国的医疗体系，则更多地是基于一种商业化的模式。”
图：英国伦敦皇家布朗普顿医院胸腔外科医生艾瑞克·林（Eric Lin）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医院（King’s College Hospital）的国际商业顾问伊丽莎白•博尔特比（Elizabeth Boultbee）坦言：“很多中国病人是冲着我们的肝脏移植手术和丙肝的最新药物疗法来的。”据了解，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医院的肝脏中心是全球最大、诊疗技术最先进的肝脏疾病治疗中心之一，在肝癌的治疗上处于全球领先水平。该医院也拥有欧洲最大的肝脏移植项目， 在2013-14年度完成了228例肝移植手术。
该医院对于丙肝的治疗也颇为著名。据了解，中国目前治疗丙肝仍然使用的是干扰素，但干扰素容易产生副作用，且长期使用会使患者产生耐药性，因此疗效有限。而欧美国家现在已经开始使用新型抗丙肝病毒药物，它更安全有效，而且耐受性更好。在国王学院医院，医疗团队通过采用这种新型药物，已经可以治愈丙肝。
图：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医院的医生正在给病人做手术
在伦敦治癌症，“不便宜”已不是秘密
到英国来寻求医疗服务的中国病人中，还有一部分是癌症患者。伦敦的哈雷街是一条世界闻名的医疗街，在这里聚集了很多私立的诊所、医院以及医疗会诊机构，也有不少的名医专家在这些私立诊所中执业。
图：英国伦敦哈雷街癌症服务中心创始人及总裁达伦•罗
英国伦敦哈雷街癌症服务中心（Harley Street Cancer Concierge）创始人及总裁达伦•罗（Darren Rowe）向《华闻周刊》介绍，该服务中心并不直接治疗病人，而专注于担任癌症医疗的协调员，以帮助病人找到最合适的医生、诊所和疗法。在他看来，英国是世界上癌症治疗水平最领先的国家之一，拥有许多极具声望的癌症研究机构，比如英国癌症研究所（Cancer Research UK）、伦敦大学学院医院（UCH）、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以及其他众多的知名癌症研究中心，这也是其能够不断吸引国际病人到来的原因。但他也坦言，伦敦医疗服务的确“不便宜”。
当记者向他询问国际病人来伦敦治疗癌症的花费时，达伦•罗称，不同的情况，花费也会不同，“我们一般会给病人一个大致的费用范围，一般在5万-10万镑之间。”
图：贾斯汀·斯特宾教授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癌症医药及内科肿瘤学教授贾斯汀•斯特宾（Justin Stebbing），就是癌症诊疗领域的著名研究者。他同时在帝国理工国民保健体系信托基金（Imperial College Healthcare NHS Trust）旗下医院担任肿瘤科医生。
斯特宾教授对《华闻周刊》表示，早在190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欧里希（Paul Ehrlich）就提出了“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具有抵抗癌症能力”的概念，但从概念到实践应用的过程却一直很艰难。直到近年来，研究者开始采用细胞分析和分子分析的方法，才真正开始了解癌症细胞得以逃脱免疫系统识别及攻击的机制。
研究者通过分子分析，先是发现了CTLA-4这种位于T淋巴细胞表面的分子，它能够抑制免疫系统对癌症细胞发起攻击。后来，研究者又发现，癌症细胞表面可以产生一种蛋白配体PD-L1，它可以连接到T淋巴细胞的PD-1蛋白上。当二者连接后，T淋巴细胞就无法发现癌症细胞，因而也就无法向免疫系统发出攻击该癌症细胞的信号。近年来的癌症免疫疗法研究，几乎都是在想办法来抑制CTLA-4、PD-L1或PD-1的作用。
据斯特宾教授介绍，2014年，两种抑制PD-1的新药上市：一个是由BMS公司生产的药物Opdivo（成分为Nivolumab)，它已在日本获批上市；一个是由Merck公司生产的药物Keytruda，该药已在美国获批。
斯特宾教授认为，新型的免疫疗法以及该疗法下的新药Keytruda，可以增加癌症病人的存活率，“在未来五年中，我为癌症病人所开出的药物中，将有50%是这种免疫疗法类的药物。”
据《华闻周刊》了解，2015年3月11日，英国批准新药Keytruda可以在“早期获得药物计划”下使用。另据斯特宾教授透露，目前Keytruda只在英国少数的诊所使用，而在中国暂时还无法获得这个药物。
正是因为伦敦在癌症研究和治疗方面所拥有的领先技术、先进技术与药物，吸引了包括中国患者在内的国际病人到来。
医疗，下一个吸引中国人的领域
“我们每周都会接到许多来自中国病人的咨询，有的人是真正打算到英国来治病，而有的人只是想要获得‘第二意见’（Second Opinion）。”英国皇家布朗普顿医院的自费病患市场经理帕拉迪丝•凯瑟琳说。
事实上，寻求“第二意见”，也正是一部分中国病人联系海外医院的原因。据英国JP医疗会诊中心的李济芃医生介绍，由于各国医疗文化的不同，医生提供的治疗方案也会略有差异。海外医生给出的“第二诊疗意见”往往能为病患提供更多的选择。
据她透露，相比于真正到海外就医的费用，只获得“第二诊疗意见”的海外问诊费用也会更加低廉。“如果只是来我们转诊中心寻求英国医生的‘第二诊疗意见’的话，通常的花费仅在数千至1万元之间。”
除了到国外看病就医，还有很多中国人到海外寻求身体检查及身体保健方面的服务。由中东第二大家族创立的、总部位于伦敦梅菲尔地区的SUAVON，专门为新兴国家的精英人群订制健康服务，其中就包括针对中国客户的定制健康检查计划。据该公司向《华闻周刊》介绍，目前中国已有越来越多的精英人群认识到中西方医疗理念的差别，开始积极尝试体验西方的医疗设施和服务。
对英国政府来说，医疗领域也被看成是继教育之后的另一个吸引中国人来英的领域。3月26日，在英国驻华大使馆官邸，就专门举行了一场由英国贸易投资总署、英中贸易协会、英国驻华大使馆和英国唐顿国际公司联合主办的“英国优质医疗官方峰会”。英国唐顿国际集团首席执行官李鹏表示，该集团之所以决定进军“中国人赴英海外医疗”市场，主要是源于中国国内医疗市场上出现的供不应求的状况，以及“中国高速成长的中产阶层”到海外寻求医疗健康服务的需求。
英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高博恩则认为，健康产业作为中英两国贸易往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发展将有广阔的前景。
本文为《华闻周刊》原创文章，原载于第192期杂志。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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