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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梓新:游走中英的“国际候鸟”,在理想和现实间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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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前,李梓新从上海举家搬到了伦敦。

对他来说,伦敦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2009年,李梓新在伦敦大学学院(UCL)留学了一年,攻读国际公共政策硕士;2020年,他来看望在英国寄宿学校读书的儿子,却因疫情在伦敦逗留了大半年;现在,为了孩子们的教育,全家人再次回到了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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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梓新(左一)带着家人回到了12年前他住过的UCL宿舍

在他看来,像他这样的“国际候鸟”,旅居是一种生活常态。

11年前,李梓新在上海创办了 “中国三明治”。“三明治”指的就是像李梓新这样一群人,他们在30岁上下,上有老,下有小,感受到来自事业、家庭等多方压力的同时,又试图保留自身的理想。

直到今天,“三明治”依然很难被界定。它似媒体又非媒体,不全是公益性质,也并非追求商业盈利。

“三明治”既是一个内容和写作平台,提供各类“创意写作工作坊”,也鼓励每个人寻找自我故事,重新定义生活。在上海,“三明治”拥有两个线下空间和社区,引导成人和孩子进行各种各样的文化创意项目和尝试。

在中英间来回跳跃的李梓新,早已习惯用“世界人”的眼光来观察和思考身边的一切。他看到了英国华人群体的壮大,但也深感当地中国文化活动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他看到了教育“内卷”带给中国同龄人的焦虑,也在为改善这种“生态环境”不断实践……李梓新说自己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其实也是在理想和现实间寻找出路。

《华闻周刊》:为什么决定回到英国生活?回来后,孩子们又有着怎样的改变?

李梓新:这几年,很多家庭都在做重要的人生抉择,我们家也做了不少,好好坏坏只有自己知道。就我自己来说,总体还行。

我现在刚过来两个月,很多事情还在逐渐适应中。每天早上起床,手机里就有一堆工作微信等着我回复。送完孩子上学之后,我才开始处理这些微信。此外,还有很多杂事需要处理,比如孩子学校的事情,考虑考个驾照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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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在英国安顿下来,李梓新就在伦敦开展了第一场非虚构写作工坊的活动

2019年,我儿子就来到英国读男子寄宿学校。2020年下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我带他回到了国内,儿子转学到了UWC常熟世界联合学院。这是一个男女混校,总体文化很自由。业余时间里,除了学习外,儿子有不少精力去创作他喜欢的Rap,他也在不断比较和观察两边的寄宿学校文化。

在UWC,很多学生毕业后都会去美国读大学,所以他们会“步步为营”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儿子告诉我,他身边大部分同学都不太开心,因为“很卷”。同学们抱怨课业很忙,老师故意“压低”考试分数,加上疫情对学校的管控……

综合了各方面因素后,我们决定还是回到英国来,这样对孩子们的教育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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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梓新一家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落地

回来后,儿子推迟了一年升大学,让他有多一点时间想清楚自己要读什么样的大学。女儿原来在国内上的是幼儿园,一过来就上了Year 2。总体来说,孩子们还是挺开心的。

《华闻周刊》:去年初你刚来英国时,你说你想在伦敦进行小小的尝试:“记录全球中国人的真实故事,鼓励他们用写作乃至其他多种创作方式来发出自己的声音”。现在看来,这样的尝试进行得如何了?

李梓新: 我这次回到英国后,“三明治”的业务主要交给国内的同事打理,我远程协助和策划。我一直在探索,想看看能在这里做点什么。

一说到中国,很多当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伦敦的中国城,或者是一些中国出海的民族品牌,商业层面的东西比较多。

伦敦是一个世界级的城市,也是全球顶尖的国际舞台之一,但我觉得这里有文化含量的中国相关活动还是太少了。

比如,伦敦没有一个比较大型的、可以举办各种活动的中文图书馆,教中文的幼儿园和小学也屈指可数。

据我所知,有不少中国文化名流来到英国定居,但他们和公众的接触还是比较少。

与此同时,英国华人的基数越来越大,他们需要一些重量级的文化活动。

中国文化代表的是不同的美感,不同的哲学,不同的创造力,它应该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但却被远远低估了,甚至还追不上日本文化在英国的影响力,还被抽象和物化为某些标签。

就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和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来说,我为中国文化没有去到该有的位置而感到遗憾,这中间一定有些环节出了问题。

我在想能不能在民间做一些改变,慢慢张罗一些活动,尽管我个人的力量也没这么大。

《华闻周刊》:你说你发现伦敦“使用中文的公开文化活动基本还是一片荒漠”。刚刚过去的9月,你在伦敦举办了第一场中文非虚构写作工作坊,能不能谈谈这次活动?

李梓新:这场活动办得挺好的,本来只有12个位置,最终来了20人。“三明治”的受众群是比较多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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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第一场中文非虚构写作工作坊上的李梓新

来参加写作工坊的人里,有饮食人类学硕士毕业的学生,现在在餐厅当厨师;有从美国过来的华人导演;还有社会学博士等等……他们每个人身上的故事都挺多的。

《华闻周刊》:你觉得现在的英国,和疫情前的英国有什么不一样?

李梓新:我发现在疫情之后,英国各方面并没有变得更好,生活成本在增加,人也比之前“闹”很多。“脱欧”对英国真的产生了很大影响,它把自己孤立在欧洲之外了。

英国在一些传统领域的优势还是有所保留,比如王室传统和教育传统。然而,其他很多领域都被美国或者中国这些国家超越了,这次回来的感受尤其明显。

不过,在孩子上的寄宿学校,你还是能感受到很多传统的,比如舍监老师带着家人,和学生在学校里同吃同住,形成了一个小生态圈,真的能给你一种归属感。

再说到英国的大学教育,我觉得没有中学那么吸引人。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可能有点古典,其他在城市里的大学,感觉都太喧闹了,没有以前那种治学氛围了。

我自己是UCL毕业的,我2010年来的时候,学院里一共300个学生,只有30个中国学生。现在,我听说我们学院里中国学生已经占到了60%,这就是十年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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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梓新带着家人在英国海边旅行

还有些英国人“特有”的东西,我就很不习惯,比如办事效率很低。

说实在的,我认为在疫情前,国内的机会要比英国多很多,毕竟中国的人口和消费能力都在那里,大国还是不一样。现在由于疫情管控,人们的消费信心受到了影响,我希望明年能逐步好转。

所以,我还没下定决心来英国长居,先走一步看一步。

《华闻周刊》:现在国内很多人在讨论“内卷”的问题,觉得压力很大,尤其是在大城市里。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李梓新:中国是一个“快速造富”的国家,现在还是比较“卷”的。有的人看到别人突然富起来,心态很容易失衡。于是自己也想赶紧富起来,就不停地奔忙,但也失去了生活。其实一部分普通人的生活本来还过得去,但看到那些快速富裕起来的人,他们的内心也被搅动起来,就很难接受。

拿在上海买房来说,2016年是一个节点。过了这个节点,相当一部分人在上海就买不起房了。

现在,中国快速致富的机会窗口已经快要关闭了,就像前几年错过了在上海买房的时间节点一样,那些没抓住机会的人还处于“不甘心”和“留恋”的情绪中,还想努力一下。

从2022年开始,又是一个新的十年,这一年对于初入职场的人来说,会比较辛苦。而那些“手里有点牌”的人,也得小心点打。

《华闻周刊》:部分生活在中国一线城市的家长对“阶层跌落”比较焦虑,直接反映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你的感受是不是更深一些?

李梓新:在我看来,中国中产阶级对“阶层跌落”相对更焦虑些。其实,中国的中产阶级仅仅在过去几十年才出现,还不太成熟。

他们中的一些人,是通过房产升值或者其他方式,实现了“阶层跃升”,让他们在心理上拥有了“我是中产阶级”的感觉,但实际上他们的处境是比较脆弱的。

在我接触的一些中产阶级里,他们对教育和社会快速变化的认知,都比较传统,不够开放。此外,他们还要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局面。所以,他们只是家庭净资产规模上被归类为“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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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第一场中文非虚构写作工作坊吸引了不少在英华人前来参加

还有一些中产阶级是通过教育实现了“阶层跃升”,他们抓住了一两次机会,成功“上车”。但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他们如何把这种所谓的“成功经验”传递给自己的孩子呢?他们希望孩子 “复制自己成功经验”的想法,在我看来是一个刻舟求剑的事情。

还有的人总抱着“做题家思维”,希望孩子能通过“套公式”的方式来接受教育,这种思维是比较过时的,会对孩子造成禁锢。但由于家长自身的观念和视野所限,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些后果。

从这个角度来说,和英国人相比,我们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少了些优雅,少了些从容。

我觉得在英国,可选择的学校资源,还是比上海、北京更丰富些,给孩子的空间也更大。在这里,你既可以选择“放养”,也可以选择“鸡娃”。

这些年,“三明治”也影响和教育了一批中国中产家庭。我们开发了一些针对不同年龄层的创意写作工作坊,鼓励他们在采访写作过程中认识自我,认识身边的人,感受生活的不同温度。

这是一个非常细水长流的过程,就像一个沙漏,每天漏一点点,不会突然有很大的变化。

我们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要坚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才能看到效果。

此外,我也越来越感觉到,光靠学历镀金的这种教育思路越来越过时了。

我在面试中见过不少拥有名校背景的面试者,我觉得他们未必就比其他普通高校毕业生的能力强,还是要看个体情况,要靠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我在面试求职者时会关注这些方面:他们眼里有没有光?做事靠不靠谱?有没有创造力?有没有特长?尽管这些特长未必是学校教的。

如果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为了进名校,家长和孩子自己都耗费了很多的力气和成本,那么,最终得到的结果可能会让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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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海边,李梓新和孩子们都放松不少

特别是当孩子成长为独立的个体后,他们在生活和工作的动力来源于哪里?一定是这些是名校经历给的吗?我觉得谁都不能打保票。

以上内容仅代表受访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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