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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街上骂人违法，凭什么线上骂人不违法？”

这是最近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检察官发出的灵魂拷问。他们认为，网上霸凌可能助长“危险的敌意”，应该像当面凌虐一样被严肃对待。

英国皇家检查署（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在一年内发生的仇恨犯罪将近1.5万起，而网络霸凌正属于仇恨犯罪的一种。在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惧和种族主义等重灾区，网络霸凌需要引起更多重视。

那么，网络霸凌已经严重到了什么地步，以至于和当面骂人同罪？涉事各方又是如何应对网络霸凌的呢？

据《镜报》报道，五天前，一名45岁的英国男建筑师在聊天网站Paltalk做直播时，遭遇了网络霸凌并被怂恿“自杀”。他在直播过程中上吊自杀。

Platalke网站提供线上聊天和直播服务，但其中暗藏许多“凌辱聊天室”（insult room）。如果用户误入了这种聊天室，就会被聊天室里的成员无底线地侮辱和攻击，即使退出群聊，也会被纠缠许久。

就是在其中的一个“凌辱聊天室”内，这名英国男性正在做直播，却被许多观众追着辱骂：“你为什么不自杀呢？你不值得活着。”

就直播过程中，他不堪其辱，当着观众的面，上吊自杀。

Paltalk在全球有2亿注册用户，年盈利将近2000万英镑。

据《镜报》统计，这是英国第三个死于Paltalk网络霸凌的人。

同样引起关注的网络霸凌案件，还有今年初澳大利亚童星自杀事件。

14岁的多莉生活在澳大利亚农场，她平时关爱小动物，也经常照顾同在寄宿学校的同学。

她8岁时还代言过澳大利亚标志性兔毛帽品牌Akubra，由此变得家喻户晓。照片中的她，脸庞正沐浴在澳洲的阳光中，笑容像天使。

但也正因为是童星出身，多莉被大多数同学认为是“异类”，甚至被迫长期遭受来自寄宿学校同学在网络上的攻击，措辞不堪入目。

她并没有向这些羞辱低头，而是画了一幅画：一个瘦弱的身影向下弯曲，但还在勉力支撑。画上写着：SPEAK EVEN IF YOUR VOICE SHAKES （发声，即使你的声音颤抖）。

然而，针对她的网络霸凌不减反增。

直到有一天，多莉对她父亲说她扛不住这种无来由的敌意了。她想“逃避这世界的邪恶”。

她自杀了。

悲痛欲绝的父亲邀请网络霸凌者参加多莉的葬礼，并说：“如果有人认为网络霸凌不过是一个笑话，并且为此感到快乐，那请你来见证你创造的死亡。”

据BBC报道，澳大利亚有1/5的孩子正在经受网络霸凌。

网络霸凌造成的悲剧，并不仅仅发生在澳大利亚。

一个信仰印度教的20岁女生艾琳娜·蒙达尔曾和一个穆斯林男性朋友外出游玩。

社交软件WhatsApp上，她的朋友问她，是不是喜欢这个男生。出于信任，这个女生大方认爱。

随后，聊天截图被公开。本来是向朋友倾诉暗恋心事，却由于宗教信仰的差异，变成了有计划有预谋的“宗教渗透”。在遭受印度教徒网络霸凌的同时，5个男性印度教徒闯入她家中，骚扰并警告了她的父母。

由于受到线上线下双重压力，她于当天自杀。

印度教徒将自己的闯入行为定义为“爱情宗教圣战”。

支持这名印度女孩的印度女性们走上街头，举着的手幅上写着：“很骄傲，我也是一个印度人。很恐惧，我是一个印度女人。”

在中国，演艺明星的社交网络是网络霸凌的重灾区。

因不堪网络霸凌，乔任梁选择自杀，舒淇曾删光所有微博，也有许多明星退博保平安，甚至选择不开通个人社交平台。

被网络霸凌伤害的，不仅是原本被针对的人，还有选择支持弱势群体的人们。

一个月前，美国职业曲棍球运动员保罗·拉比尔（直男）在ins上贴出了纽约同志骄傲活动的信息，表达自己对LGBT群体的支持。

以下是他收到的回复，出于文明方面的考虑，华闻君没有逐字翻译。

面对网络上的恶毒攻击，拉比尔回应道：“无论你的性取向，性别，种族，宗教信仰或政治立场，人就是人，爱就是爱。撕毁别人没有任何意义。”

从小孩到女性，从宗教分歧到性向差异，键盘如刀，却有太多人被迫领教。

网络霸凌中的受害者并没有白死。他们的朋友和家人，正在用自己的力量延续受害者的意志，预防和制止更多网络霸凌悲剧的发生。

那个戴着兔毛帽子甜笑的女孩因网络霸凌自杀后，她的父亲建立了一个名为“Dolly’s Dream（多莉的梦想）”信托机构，希望提高公众对网络欺凌、焦虑症、抑郁症和青少年自杀现状的认识。

她的朋友和家人在Facebook上一直使用#stopbullyingnow（停止霸凌就是现在）和#doitforDolly （为了多莉）的话题，这个话题已经被分享了上千次。 

他们说：“请告诉你的孩子关于多莉的事情，请教育他们宽容和善良。”在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中，许多人分享了自己在网络上被霸凌的经历，也有人对自己曾霸凌别人的行为表示后悔。

面对网络霸凌，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也选择和用户站在一起。

Facebook和Snapchat等社交网络和Childline合作进行了一项试验，为网络霸凌的受害者提供包括心理咨询在内的各种服务。

Facebook认为，“社交媒体有责任帮助受到网络霸凌的用户。”

威廉王子也积极参与和亲自监督了这项反网络霸凌试验和相关服务。

与Facebook类似，Instagram也积极资助了关于网络霸凌的学术研究，并鼓励用户积极举报网络欺凌行为。

Instagram也提供了AI技术，来屏蔽涉嫌网络霸凌的关键词，让具有攻击性的言论尽量少出现在社交平台上。

除用户和平台外，警察也并未在遏制网络霸凌的行动中缺席。 

爱上穆斯林的印度女教徒艾琳娜在网络霸凌的伤害下自杀，印度警方表示：“在Facebook和WhatsApp上，每个批评过这个印度女教徒的人都会被逮捕，因为这相当于骚扰行为，而且出了人命。”

然而，尽管有网络用户、社交媒体和警方的多重努力，网络霸凌情况似乎仍然不容乐观。 

今年发布的《安全网络报告》对1000多名11到25岁的社交媒体用户进行了问卷调查，有近一半人经历过具有威胁性的网络信息。

但是很多人选择独自扛住霸凌。因为一方面，涉及网络霸凌的举报审查时间长，且证据难以搜集；另一方面，网络欺凌成本极低，一一举报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

当谈及“键盘侠”和“杠精”时，几乎人人都恨得咬牙切齿。

但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代入网络霸凌受害者身份，那么到底是谁在伤人？

所以，即使是言论自由，个人的反省和克制也是现代网络社交中的基本礼仪。提高网络霸凌成本，需要社交平台和警察负责，但对他人人格保有最基本的尊重，或许是每个个体用户可以做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