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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新中:中西差异如肝胆楚越 复兴伦敦国王学院的中国研究


"随着中国在国际地位的不断加强,英国高校陆续成立与中国相关的科系和研究项目。而这其中,伦敦国王大学中国研究院因最近收到中国香港一位80后校友的600万英镑的巨额捐款,成为瞩目的焦点。

尽管伦敦国王学院的中国研究院是从2008年开始筹备,但国王学院的中国研究可以追溯到160多前中英交流的早期。早在1847年,英国著名汉学家约翰·斯当东爵士(Sir John Staunton)就在国王学院设立了第一个中国教席(Professorial Chair in Chinese) 。而再向前追溯半个世纪的18世纪末,约翰·斯当东爵士的祖父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作为中英两国官方首次通使得英国马戛尔尼访华使团副使。尽管马戛尔尼使华开启了中英之间官方交往的先河,但却被人称为“一场聋子与瞎子的对话”,其中原因就是中英两国当时互不相知,文化上存在巨大鸿沟。

如今,中英交流二百年有余,适逢新中国和英国全面建交40周年之际,中英各个层面的交流如火如荼。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英国的中国研究如何才能适应中英两国快速发展的需要,中英两国教育、文化的差异如何取长补短?带着这些问题,《华闻周刊》独家专访了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姚新中教授。"

本报独家专访

继往开来复兴国王学院的中国研究

《华闻周刊》:请问成立中国研究院的初衷、目前的情况以及未来的规划? 姚新中: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是在2008年开始成立的,当时的背景是国王学院在2005年制定了一个2006到2016年的10年战略发展规划,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国际化的问题,提出了设想,希望国王学院能够更加适应地面对世界急剧变化的格局。当时提出的想法是在2006年到2016年间成立区域研究院,这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四个地区。其中中国研究院是最先成立的。表明了国王学院希望利用现有的力量,抓住机会,加大、加快、扩展对21世纪新兴崛起的大国的研究。

中国研究院在2008年成立之初,就只有我一个人,到现在发展到具有8各全职教员的规模,涵盖了中国政治、经济、政策、文化、企业管理和历史,宗教、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学科领域,而且我们还准备再任命一个教授,作为一个在社会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同时再任命两个讲师,加深、加快、加大我们对于中国政策研究方面的力度。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想做一些高层论坛,从中英两国最高的学术和政策决策者的角度,审视当前出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当然,任重道远,目前我们面临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发展。

《华闻周刊》:您提到要在中国研究院下搭建一个战略的研究发展框架,目前比较成熟的想法是什么? 姚新中:目前这个战略框架可以说是初步地搭建起来了,但是还有很多遗缺,比如说在中国与国际关系、中国与国际战略发展方面的研究,我们很想加强,但现在还比较薄弱,因为我们目前只有一个这方面的讲师。我的想法是在今后几年里,任命两到三名讲师或者研究人员,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因为这方面是当务之急的领域。

另外一方面是关于中国创业问题的研究。目前我们只有一名讲师,还是不够。我想在今后成立一个研究中心,使这方面的研究有尽快的发展。

《华闻周刊》:由于英国不少名校都有自己的中国研究学院、中心或项目,您认为伦敦国王学院的中国研究院如何才能办出与众不同的特色来? 姚新中:因为我已经在英国从事学术研究20多年了,对英国各大高校的中国研究有个大概的了解,和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等,这些属于老牌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校相比,我们从规模、数量和知名度等方面远远不及他们,还有一定的差距,需要尽快赶上。

但是从另外方面来讲,国王学院的中国研究并不晚。虽然我们的中国研究院是2008年成立的,但是国王学院第一位中国研究的教授席位是在1847年设立的,比牛津、剑桥都要早。从1847年到1917年的70年时间里,国王学院每年有大约40名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学生,很多后来都成了英国的外交、商业、宗教等方面的栋梁人才。

一直到20世纪初,由于亚非学院的成立,就把伦敦大学各学院关于中国研究的力量集中到了亚非学院,国王学院就失去了继续发展中国研究的动力。因此,2008年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项目的启动,实际上是继往开来的一种复兴。

国王学院的座右铭是 ‘为社会服务’,过去的发展中,国王学院注重政策制定问题和社会需要等方面问题的研究,我想这两点也将是中国研究院的宗旨,为英国制定对于中国有关的政策、为英国发展与中国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开展中英文化交流作出我们的贡献。

中英高等教育对比:中国的学者不太精细西方的学者不太潇洒

《华闻周刊》:您有多年的中英两地的高教和学术研究经验,您觉得中英在高教和学术研究方面各有那些长处和缺点?如何互学互补? 姚新中: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最近20多年有着急速的发展,在规模、设施以及在教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中国大学的校园建设,令英国的许多大学校长自愧不如。但是中国的高校有一些问题,在我看来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如果不能克服的话,将影响中国高校朝世界一流发展的进程。

第一也是主要的问题是形式化。在中国,很多学校都在声称要成为国际一流的大学,怎么会那么容易就成为国际的一流大学呢?当把注意力集中在表格、形式化的内容时,就会不可避免削弱对教学质量的关注。

第二方面就是商业化的问题,现在中国高校的许多学院或系考虑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如何增加收入。比如以营利为目的地办班、开展社会服务等。我不反对这些社会服务,但是如果一个高校将很大一部分精力,尤其是把科研教学一线的教师用于办班赚钱方面,势必影响科研教学质量。

第三就是政治化的问题。如何把政治的东西和学术的分开。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我可以理解,世界各国的高校没有不讲政治的,都要讲政治,但关键是如何讲政治?如何让政治和学术融合在一起,而不是牵制。我觉得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我相信,尤其是过去两三年提出的高等教育改革方案,中国的高校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将来能否取得应有的成就,还有待观察。

话说到英国,我在英国高校有20多年了,南北转战有四五所大学,还算比较了解。我觉得英国高校有很强的传统,历史比较悠久。像伦敦国王学院不到200年历史,算是比较年轻的了。而像牛津、剑桥这样世界知名的学校,具有优良的传统,而且注重保护这种传统,这一点很难得。无论世界发生什么变化,或者政治上发生什么变化,优良的学术传统不会丢。

但是,英国的高校也有问题,就是如何在保持传统的同时也要与时俱进,如果过于传统,在应对当前或将来的变化方面就有不足。

英国高校目前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经费不足。因为高校经费不足,迫使许多高校和院系想法开源节流。所谓开源,英国高校不像中国那样可以办班经营,因为这和英国高校传统格格不入,唯一的办法就是扩大招生,尤其是扩大海外生源的招生,这与重质量有些违背。

第三个问题是英国高校中最近出现的教与学分离的问题。这和英国高校的制度有关,过去是教和学相长,老师传道授业解惑,但是如今在英国高校,老师的传道已经很弱了,只是一个授业,这样很容易把老师和学生变成商业化的关系,一个顾客和提供服务的关系了。过多强调,则会产生双方的紧张关系,不利于教学互动相长。

从学者的角度对比中西方的差异,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中国的学者不太精细,西方的学者不太潇洒。这和各自的学术传统有关,如果中国的学者既潇洒又精细,而西方学者既精细又潇洒,这就完美了。

中英文化交流:各取所长,各补所短

《华闻周刊》:最近几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影响力日渐彰显,但是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在西方社会看来非常模糊?您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如何才能让世界正确了解中国文化? 姚新中:文化是个复杂的概念,有很多的方面。从哲学的角度看,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哲学传统的不同,因为我觉得文化是表面的现象,而背后最根本的是哲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问题。

西方从古希腊哲学开始,一直强调分析的传统,将现象分门别类,进行精到细致的分析,分析的过程中产生一些原则,通过原则制定今后行动的方向。西方的传统文化,强调原则,原则是最重要的东西。

而中国的哲学一直是一个整合的状态,很难找出一个唯一的原则出来。比如说儒释道,其实是三个很不统一的哲学体系,但是中国将它们整合起来。

这种整合文化哲学,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政策制定等。中国人做事情,不会先制定一个原则,然后再去分析论证。整合的思维让中国人强调‘和’的价值,讲求“合”,而不是注重“冲突”和“对立”。这一点,可以从中医和西医的区别上很容易看出来。

另外,中国文化并非一成不变,比如早期的商文化,代表中原文化;而周文化代表西部文化,最后被整合到了一起。战国时期,尽管都是属于中国,但是战国七雄的文化在秦统一之后文化被大整合。后来,儒释道三者文化整合,以及16世纪之后,基督教传到中国也被整合到一起。

中国在几千年里始终在考虑整合,如何在吸收和自己不同的文化,并且如何容纳到自己的文化体系中。这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具体到现在,我们又到了中国文化新的整合期,一方面中国文化要强调自己的特质,但另外一方面不能完全拒斥其它文化,而是随着世界的发展,汲取其它优质的文化要素。

《华闻周刊》:面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您觉得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推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呢?姚新中:我觉得由于西方有一种分析传统后,很容易看到与自己不同的东西,而比较少地看到和自己相同的东西。因此,如果西方的文化也能够改变融合一下,就更理想一些。

引用庄子的一句话: “自异视之,肝胆楚越也”从不同的方面看,肝和胆的距离就像楚国和越国的距离一样。但“自同视之,楚越肝胆也”,从相同的地方看,楚国和越国的距离就像肝和胆一样近。如果中西方求同存异,各取所长,各补所短,将会对世界文化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的学生不应当只是用分析的方法看问题,而且还要用整体的角度看问题,兼顾中西方的学术优势。在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中,一定也要学习一些中国的哲学、历史,发展对中国人文的理解,如果这点做不到,学生就不可能对中国形成一个全面的了解。

从目前我们一个非常成功的“中国与全球化”的硕士项目来看,来自中国背景的学生、来自英国或欧盟的学生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各占三分之一。我觉得这个组合非常理想,能够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的特长结合起来,能够让学生互相交流。

说一句不太愿意说的话,就是有些来自中国的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反倒不是很深,这点很遗憾。

相对而言,西方的学生,既然选择这个专业,就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因此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似乎要更深入一些。这点我很欣赏,西方学生对问题的执著和看法,促进了我们的教学相长,也促进了中国学生与西方学生之间的交流。

善用校友巨额捐助:学术独立不会受外来干涉

《华闻周刊》:伦敦国王学院刚刚收到毕业生刘鸣炜博士针对中国研究项目的助,作为中国研究院的院长,您觉得如何才能将捐助效力最大化地用于中国研究和文化交流项目? 姚新中:我是非常感谢我们的校友刘鸣炜博士给予的赞助,对于我们而言,是非常及时而且有力的,使得中国研究院的教学研究更深入地开展起来。尤其是在当前英国政府大幅削减高教经费、高校研究经费普遍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仅靠学校拨款,研究进展会缓慢一些。

《华闻周刊》:社会上总会有外界捐助对学术独立性的质疑,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姚新中:从我在英国高校20多年的科研教学经验看来,这种顾虑没有必要。英国高校无论从学者的任命到研究项目的确立,赞助人是不参与其中的。当然,赞助人有权确定资助哪些项目,哪些领域,这点无可厚非。但是具体的学术研究人员的任命、具体的研究领域等,各个学校是有自主权的,是不会也不允许有外来干涉的。在这方面,英国高校有一套既定而且有效的管理程序。

《华闻周刊》:那么国王学院在外界捐助的资金管理方面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姚新中:这和英国其它高校是一样的,外界捐款都会直接汇入学校的特别账户,该赞助资金的利息或投资收益会用于相应资助项目的具体开支。因此,设定的一个或多个职位、资助的科研项目才会有持续性。

多年前,我在威尔士的一所大学任教时,该校曾在19世纪收到一大笔捐款,任命了相关领域的教席,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该资助远远不足以支出该教席的日常开支,许多命名的教席不得不通过其它途径的资金维持。

从国王学院的财务报表来看,学校在资金方面非常健康。国王学院去年的财务报告显示出一千多万英镑的盈余,这在英国高校中可能还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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