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在国际地位的不断加强，英国高校陆续成立与中国相关的科系和研究项目。而这其中，伦敦国王大学中国研究院因最近收到中国香港一位80后校友的600万英镑的巨额捐款，成为瞩目的焦点。

尽管伦敦国王学院的中国研究院是从2008年开始筹备，但国王学院的中国研究可以追溯到160多前中英交流的早期。早在1847年，英国著名汉学家约翰·斯当东爵士(Sir John Staunton)就在国王学院设立了第一个中国教席(Professorial Chair in Chinese) 。而再向前追溯半个世纪的18世纪末，约翰·斯当东爵士的祖父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作为中英两国官方首次通使得英国马戛尔尼访华使团副使。尽管马戛尔尼使华开启了中英之间官方交往的先河，但却被人称为“一场聋子与瞎子的对话”，其中原因就是中英两国当时互不相知，文化上存在巨大鸿沟。

如今，中英交流二百年有余，适逢新中国和英国全面建交40周年之际，中英各个层面的交流如火如荼。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英国的中国研究如何才能适应中英两国快速发展的需要，中英两国教育、文化的差异如何取长补短？带着这些问题，《华闻周刊》独家专访了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姚新中教授。"

本报独家专访

继往开来复兴国王学院的中国研究

《华闻周刊》：请问成立中国研究院的初衷、目前的情况以及未来的规划？ 姚新中：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是在2008年开始成立的，当时的背景是国王学院在2005年制定了一个2006到2016年的10年战略发展规划，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国际化的问题，提出了设想，希望国王学院能够更加适应地面对世界急剧变化的格局。当时提出的想法是在2006年到2016年间成立区域研究院，这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四个地区。其中中国研究院是最先成立的。表明了国王学院希望利用现有的力量，抓住机会，加大、加快、扩展对21世纪新兴崛起的大国的研究。

中国研究院在2008年成立之初，就只有我一个人，到现在发展到具有8各全职教员的规模，涵盖了中国政治、经济、政策、文化、企业管理和历史，宗教、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学科领域，而且我们还准备再任命一个教授，作为一个在社会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同时再任命两个讲师，加深、加快、加大我们对于中国政策研究方面的力度。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想做一些高层论坛，从中英两国最高的学术和政策决策者的角度，审视当前出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当然，任重道远，目前我们面临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发展。

《华闻周刊》：您提到要在中国研究院下搭建一个战略的研究发展框架，目前比较成熟的想法是什么？ 姚新中：目前这个战略框架可以说是初步地搭建起来了，但是还有很多遗缺，比如说在中国与国际关系、中国与国际战略发展方面的研究，我们很想加强，但现在还比较薄弱，因为我们目前只有一个这方面的讲师。我的想法是在今后几年里，任命两到三名讲师或者研究人员，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因为这方面是当务之急的领域。

另外一方面是关于中国创业问题的研究。目前我们只有一名讲师，还是不够。我想在今后成立一个研究中心，使这方面的研究有尽快的发展。

《华闻周刊》：由于英国不少名校都有自己的中国研究学院、中心或项目，您认为伦敦国王学院的中国研究院如何才能办出与众不同的特色来？ 姚新中：因为我已经在英国从事学术研究20多年了，对英国各大高校的中国研究有个大概的了解，和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等，这些属于老牌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校相比，我们从规模、数量和知名度等方面远远不及他们，还有一定的差距，需要尽快赶上。

但是从另外方面来讲，国王学院的中国研究并不晚。虽然我们的中国研究院是2008年成立的，但是国王学院第一位中国研究的教授席位是在1847年设立的，比牛津、剑桥都要早。从1847年到1917年的70年时间里，国王学院每年有大约40名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学生，很多后来都成了英国的外交、商业、宗教等方面的栋梁人才。

一直到20世纪初，由于亚非学院的成立，就把伦敦大学各学院关于中国研究的力量集中到了亚非学院，国王学院就失去了继续发展中国研究的动力。因此，2008年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项目的启动，实际上是继往开来的一种复兴。

国王学院的座右铭是 ‘为社会服务’，过去的发展中，国王学院注重政策制定问题和社会需要等方面问题的研究，我想这两点也将是中国研究院的宗旨，为英国制定对于中国有关的政策、为英国发展与中国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开展中英文化交流作出我们的贡献。

中英高等教育对比：中国的学者不太精细西方的学者不太潇洒

《华闻周刊》：您有多年的中英两地的高教和学术研究经验，您觉得中英在高教和学术研究方面各有那些长处和缺点？如何互学互补？ 姚新中：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最近20多年有着急速的发展，在规模、设施以及在教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中国大学的校园建设，令英国的许多大学校长自愧不如。但是中国的高校有一些问题，在我看来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如果不能克服的话，将影响中国高校朝世界一流发展的进程。

第一也是主要的问题是形式化。在中国，很多学校都在声称要成为国际一流的大学，怎么会那么容易就成为国际的一流大学呢？当把注意力集中在表格、形式化的内容时，就会不可避免削弱对教学质量的关注。

第二方面就是商业化的问题，现在中国高校的许多学院或系考虑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如何增加收入。比如以营利为目的地办班、开展社会服务等。我不反对这些社会服务，但是如果一个高校将很大一部分精力，尤其是把科研教学一线的教师用于办班赚钱方面，势必影响科研教学质量。

第三就是政治化的问题。如何把政治的东西和学术的分开。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我可以理解，世界各国的高校没有不讲政治的，都要讲政治，但关键是如何讲政治？如何让政治和学术融合在一起，而不是牵制。我觉得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我相信，尤其是过去两三年提出的高等教育改革方案，中国的高校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将来能否取得应有的成就，还有待观察。

话说到英国，我在英国高校有20多年了，南北转战有四五所大学，还算比较了解。我觉得英国高校有很强的传统，历史比较悠久。像伦敦国王学院不到200年历史，算是比较年轻的了。而像牛津、剑桥这样世界知名的学校，具有优良的传统，而且注重保护这种传统，这一点很难得。无论世界发生什么变化，或者政治上发生什么变化，优良的学术传统不会丢。

但是，英国的高校也有问题，就是如何在保持传统的同时也要与时俱进，如果过于传统，在应对当前或将来的变化方面就有不足。

英国高校目前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经费不足。因为高校经费不足，迫使许多高校和院系想法开源节流。所谓开源，英国高校不像中国那样可以办班经营，因为这和英国高校传统格格不入，唯一的办法就是扩大招生，尤其是扩大海外生源的招生，这与重质量有些违背。

第三个问题是英国高校中最近出现的教与学分离的问题。这和英国高校的制度有关，过去是教和学相长，老师传道授业解惑，但是如今在英国高校，老师的传道已经很弱了，只是一个授业，这样很容易把老师和学生变成商业化的关系，一个顾客和提供服务的关系了。过多强调，则会产生双方的紧张关系，不利于教学互动相长。

从学者的角度对比中西方的差异，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中国的学者不太精细，西方的学者不太潇洒。这和各自的学术传统有关，如果中国的学者既潇洒又精细，而西方学者既精细又潇洒，这就完美了。

中英文化交流：各取所长，各补所短

《华闻周刊》：最近几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影响力日渐彰显，但是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在西方社会看来非常模糊？您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如何才能让世界正确了解中国文化？ 姚新中：文化是个复杂的概念，有很多的方面。从哲学的角度看，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哲学传统的不同，因为我觉得文化是表面的现象，而背后最根本的是哲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问题。

西方从古希腊哲学开始，一直强调分析的传统，将现象分门别类，进行精到细致的分析，分析的过程中产生一些原则，通过原则制定今后行动的方向。西方的传统文化，强调原则，原则是最重要的东西。

而中国的哲学一直是一个整合的状态，很难找出一个唯一的原则出来。比如说儒释道，其实是三个很不统一的哲学体系，但是中国将它们整合起来。

这种整合文化哲学，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政策制定等。中国人做事情，不会先制定一个原则，然后再去分析论证。整合的思维让中国人强调‘和’的价值，讲求“合”，而不是注重“冲突”和“对立”。这一点，可以从中医和西医的区别上很容易看出来。

另外，中国文化并非一成不变，比如早期的商文化，代表中原文化；而周文化代表西部文化，最后被整合到了一起。战国时期，尽管都是属于中国，但是战国七雄的文化在秦统一之后文化被大整合。后来，儒释道三者文化整合，以及16世纪之后，基督教传到中国也被整合到一起。

中国在几千年里始终在考虑整合，如何在吸收和自己不同的文化，并且如何容纳到自己的文化体系中。这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具体到现在，我们又到了中国文化新的整合期，一方面中国文化要强调自己的特质，但另外一方面不能完全拒斥其它文化，而是随着世界的发展，汲取其它优质的文化要素。

《华闻周刊》：面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您觉得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推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呢？姚新中：我觉得由于西方有一种分析传统后，很容易看到与自己不同的东西，而比较少地看到和自己相同的东西。因此，如果西方的文化也能够改变融合一下，就更理想一些。

引用庄子的一句话： “自异视之，肝胆楚越也”从不同的方面看，肝和胆的距离就像楚国和越国的距离一样。但“自同视之，楚越肝胆也”，从相同的地方看，楚国和越国的距离就像肝和胆一样近。如果中西方求同存异，各取所长，各补所短，将会对世界文化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的学生不应当只是用分析的方法看问题，而且还要用整体的角度看问题，兼顾中西方的学术优势。在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中，一定也要学习一些中国的哲学、历史，发展对中国人文的理解，如果这点做不到，学生就不可能对中国形成一个全面的了解。

从目前我们一个非常成功的“中国与全球化”的硕士项目来看，来自中国背景的学生、来自英国或欧盟的学生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各占三分之一。我觉得这个组合非常理想，能够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的特长结合起来，能够让学生互相交流。

说一句不太愿意说的话，就是有些来自中国的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反倒不是很深，这点很遗憾。

相对而言，西方的学生，既然选择这个专业，就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因此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似乎要更深入一些。这点我很欣赏，西方学生对问题的执著和看法，促进了我们的教学相长，也促进了中国学生与西方学生之间的交流。

善用校友巨额捐助：学术独立不会受外来干涉

《华闻周刊》：伦敦国王学院刚刚收到毕业生刘鸣炜博士针对中国研究项目的助，作为中国研究院的院长，您觉得如何才能将捐助效力最大化地用于中国研究和文化交流项目？ 姚新中：我是非常感谢我们的校友刘鸣炜博士给予的赞助，对于我们而言，是非常及时而且有力的，使得中国研究院的教学研究更深入地开展起来。尤其是在当前英国政府大幅削减高教经费、高校研究经费普遍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仅靠学校拨款，研究进展会缓慢一些。

《华闻周刊》：社会上总会有外界捐助对学术独立性的质疑，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姚新中：从我在英国高校20多年的科研教学经验看来，这种顾虑没有必要。英国高校无论从学者的任命到研究项目的确立，赞助人是不参与其中的。当然，赞助人有权确定资助哪些项目，哪些领域，这点无可厚非。但是具体的学术研究人员的任命、具体的研究领域等，各个学校是有自主权的，是不会也不允许有外来干涉的。在这方面，英国高校有一套既定而且有效的管理程序。

《华闻周刊》：那么国王学院在外界捐助的资金管理方面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姚新中：这和英国其它高校是一样的，外界捐款都会直接汇入学校的特别账户，该赞助资金的利息或投资收益会用于相应资助项目的具体开支。因此，设定的一个或多个职位、资助的科研项目才会有持续性。

多年前，我在威尔士的一所大学任教时，该校曾在19世纪收到一大笔捐款，任命了相关领域的教席，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该资助远远不足以支出该教席的日常开支，许多命名的教席不得不通过其它途径的资金维持。

从国王学院的财务报表来看，学校在资金方面非常健康。国王学院去年的财务报告显示出一千多万英镑的盈余，这在英国高校中可能还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