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起刚到洛杉矶的那天晚上，孙逊 （化名）总是觉得既恍恍惚惚，又难以忘记。那是她第一次出国，是她此生到过的最远的地方。那晚，在离好莱坞只有20分钟车程的那个房间里，她无心好奇外面的世界，她将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度过一个月的求生之路。
2012年6月，家人偶然发现孙逊眼球外突，她自己也觉得眼睛肿胀难受，但身体并没有其他不适。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46岁的她辗转于江苏、上海多家医院，都是按照眼病诊治的。各种疗法效果不确定，病情时好时坏，可是总体上在不断加重。
2013年12月，孙逊在上海某三甲医院做了颈部超声检查，医生发现了甲状腺右叶有“低回声结节”，大小为1.2×1.2×1.2cm。直到2014年4月，她被诊断为甲状腺相关性眼病、高血压二级、右甲状腺结节。经过漫长的等待，她终于得到了住院的机会，经甲状腺结节穿刺活检，病理报告“倾向于良性病变”，但不能确定。因而又选择了基因片段检查，结果显示：右甲状腺结节BRAF基因V600E突变，怀疑已经发展成甲状腺乳头状癌。
“一听到是癌，我瞬间就想哭。”孙逊说，但是，因为基因检查和病理报告的结果有冲突，所以无法确诊，主治医生嘱咐她，“为保险起见，还是等待做甲状腺切除手术吧。”
选择美国
两年漫长的求医经历已经让孙逊感到疲惫不堪，结果又是如此残酷，她觉得自己心理上有点儿承受不了。这时候，最大的支持还是来自于家人。孙逊的丈夫提出，网上看到有些和她病症相似的人选择到国外就医，“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去美国看病？”面对她的疾病，常年在商场打拼的丈夫温和而淡定，这让孙逊内心感到很大的慰藉。可是，去美国就医？她想都没想过。在家休息期间，她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很火的帖子，作者讲述了她的老公在杭州被确诊为脊柱肿瘤，然后辗转去美国看病并最终治愈、康复的经历。看了这样真实的故事，孙逊不再觉得去美国看病是那么遥不可及。一家人商量之后，他们决定——去美国治疗。
“为什么选择出国就医？不仅因为在国内两年的求医过程让人精疲力尽，效果不佳，耗尽了我的耐心和信心，还因为一些其他方面的考虑。患者就医关注的无非是以下几点：专家的医术；医院的服务、环境和设备；还有看病的花费。在我看来，国内除了医疗价格上可能有优势，其他都不及美国。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去美国就医享受到的是更安心、放心、舒心的医疗服务。”提到自己当初的决定，孙逊如今感到庆幸。
虽然做了出国就医的决定，但是对于如何去美国就医，孙逊和她的家人还是感到一片茫然。通过在网上搜索，他们发现，国内有很多出国就医服务机构可以提供全程帮助。可是出于对各种中介行业天然的不信任，孙逊还是和家人一起，按照网上的说法，找来了美国权威的《最佳医院排行榜》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尽管可能联系上这些医院的国际服务部，但流程繁琐，需要准备大量文件；如果自己准备病历资料，那些生僻的医学名词就连中文念起来都十分拗口，要想翻译成英语发给对方，可以想象，更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
医疗毕竟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服务，要想自己搞掂，需要做太多的功课。在经过一番纠结之后，他们还是决定放弃自助出国就医的想法，转而寻求出国就医中介机构的帮助。
在比较了几家公司之后，他们初步选定了一家叫“好医友”的公司，然后又托在美国的朋友直接到这家公司在洛杉矶的总部进行了一番考察，了解到这家公司的确具备合格的资质，在美国拥有合作的医院和医生，而且在当地有完善的服务设施。公司除了为病人安排预约和就医的全过程之外，在生活方面也能给予各种照顾。最终，孙逊选择通过“好医友”来实现去美国就医的愿望。
精心准备
在美国的医疗系统中，医生个人拥有的是专业医疗技术，综合医院则拥有护理资源和各种硬件环境，医生与医院是相对独立的关系。很多优秀医生独立执业，开办自己的私人诊所，对于需要接受手术或其他治疗的患者，医生则将患者带入与自己签约的医院，利用综合医院的设施为患者实施手术等治疗。
因而，美国的患者一般都是去“找医生”，而不是“找医院”。对肿瘤病人的诊治，很大一部分是在诊所或肿瘤中心进行的。比较大的手术则由自由执业的医生选择在一家与自己签约的综合医院里进行，手术后病人通常也只需要住很短时间的院。
针对孙逊的病情，中介机构首先为她推荐了合适的专家团队。治疗小组由内科医生迈克尔·达菲、内分泌医生罗杰·勒纳和耳鼻喉科医生大卫·阿莱西组成。主诊医生大卫·阿莱西博士是美国顶尖的耳鼻咽喉及头颈外科专家，同时，阿莱西博士选定了与他签约的 雪松-西奈医学中心（Cedars-Sinai Medical Center）作为实施手术的医院。实际上，这家医院不仅拥有极佳的声誉，还是众多洛杉矶富豪、好莱坞明星及其家庭的“御用”医院。
由于美国专科医生都专精于非常细的领域，因而医生间的协作就非常重要，转诊制度非常成熟，一套非常流畅的转诊、会诊程序几乎贯穿每一个复杂案例的诊疗过程中。对于肿瘤患者，在美国基本上是多学科会诊。参与的学科涉及内科、外科、肿瘤专科、放射影像科、病理科等等。专家团队紧密有效的协作，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盲目治疗、低效治疗甚至错误治疗。可以说，多学科会诊是美国肿瘤治疗的一个有效机制，也是带来高治愈率和存活率的重要原因。
在就医准备过程中，孙逊首先将国内医院的各种病历资料发给中介机构，由他们整理并翻译成英文，创建电子文档后发送到云端系统，使得美国医生可以“隔空问诊”。在时机成熟后，“好医友”安排了患者与主诊医生阿莱西博士的视频沟通。在40分钟的远程咨询过程中，医生非常耐心地通过翻译与孙逊交流，这让她在赴美之前对治疗增添了许多信心。医生初步确定她的病适合出国治疗，预期能够在美国得到好的疗效。“实际上，从那次在视频中见到美国医生之后，我的心理压力就已经小了很多，”孙逊回忆说。
在确认赴美后，工作人员向孙逊详细解释了医生初步拟定的治疗方案，并且很快就把在美国的行程安排表发给了她。根据中介机构的预估，此次治疗的全部医疗费用大约是8万美元。孙逊说，她得知估计的费用后心里更踏实了一些，“在我们的经济承受范围内。”
除了医生的邀请函用于签证外，孙逊还得到一份详细的“赴美须知”，里面有美方接机人的联系电话、入关注意事项，还有万一在过关的时候被海关人员询问或核查，如何回答常见的问题。这些细节安排减少了孙逊和家人对于出国的焦虑不安。
在经过一个月的准备之后，孙逊终于和丈夫一起飞赴美国。正如公司所承诺的那样，一出洛杉矶机场就有人举着牌子来接机，将他们送到预定的住所。当地的服务专员是一名叫做阿历克斯的华人小伙子。一见面，阿历克斯又解释了一遍就医和生活注意事项，并且给了他们一个预付费的美国本地手机用来联系，交给他们的一张地图，则标明了住所附近餐馆、商店等服务设施的位置。
全新体验
经过一天的休整，孙逊和丈夫在阿历克斯的陪同下前往主诊医师耳鼻喉科专家阿莱西博士的诊所。
这是诊所吗？这里没有嘈杂的人声、拥挤的人流，却有优雅的环境，处处精心装修与布置，还散发着淡淡的香气。工作人员的谈话轻声细语，让孙逊略感紧绷的神经很快放松了下来。护士通过翻译，耐心地教他们如何填写个人信息资料、病史情况、服药和接受其他治疗的记录等各种表格。填好这些文件并签字之后，她在安静的候诊室里等候，看到周围的人都低着头在看书、读杂志。
在问诊过程中，医生根据准备好的英文病历，向她核对了在中国做的每项检查，并再次询问了各种药物反应。之后，阿莱西医生给她做了一个鼻内窥镜检查。而后，他微笑着说，“很好，不要担心，我们会尽快为你安排甲状腺癌切除手术。”在开了手术前需要服用的药物后，他让孙逊回去耐心等候手术通知。
经过四天的等待，阿莱西博士的助理打来电话，确认手术团队的医生都已安排好，并约好了第二天上午十一点三十分的术前医生门诊。“好医友”在当地的工作人员阿历克斯则全程负责在医方与患者之间的翻译和沟通。
手术前门诊是由内科医生达菲博士执行的，在他的诊所，达菲博士详细询问了孙逊的个人病史和家族史，给她做了全身检查并抽血送检，目的是要确认全身器官功能数据，评估手术风险。孙逊没想到，术前的这次门诊竟然花了一个半小时。想起自己在国内医院每次看病不超过十分钟的经历，她心里感慨中美两国看病方式的差异。
走出诊所，阿历克斯对她解释说，在美国，医生必须保证和每个患者有充分的沟通时间，所以除急诊外，看医生总是需要提前预约，病人要准时到达。病人如果因故不能如期到达而且没有提前打电话取消预约，有的诊所照样会给病人寄来挂号费账单，这样做都是为了保证工作效率，因此医生每天的看诊人数都是有限的。
随着在美国看病的进程按部就班地进行，孙逊对这里的环境和规则越来越熟悉，在检查结果出来并确认可以手术后，孙逊觉得自己身体和心理上都做好了充分准备，面对即将进行的手术，她内心感到很淡定。
“谢天谢地”
手术那天早晨，孙逊和丈夫早早就起了床，赶赴医院。十点左右进入一楼小房间办理入院手续，再次填写个人基本信息，院方交给他们一份图文并茂的术前、术后注意事项手册，孙逊的丈夫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
中午十二点进入五楼手术准备室，她在护士的协助下更换手术衣后，有一位男性高级护理师给她做术前心理辅导，让她放松心情。这时候，“好医友”的工作人员已经被“屏蔽”在外，由院方安排的一名专职翻译帮她沟通，这位翻译是一位亚洲面孔的小伙子，他始终面带微笑地把心理师、护理师的话传达给孙逊。
半小时后，有位年轻的医生走过来，她是院方特地安排的一位会中英双语的麻醉师。在麻醉过程中，她一直用台湾腔调的普通话和孙逊聊天，询问病人的感觉、分散她的注意力，在不知不觉中，各种仪器的导管就已绑在了孙逊身上。让她感到新奇的是，护士扎针的时候，用一种仪器照射到她手臂的皮肤上，血管就显现了出来，注射针准确地扎进血管里。
图：患者在接受手术准备工作。
孙逊迷迷糊糊地记得自己被推入手术室的情景。下午两点半手术结束的时候，阿莱西博士从手术室出来，告诉家人手术十分顺利，并没有发现癌细胞扩散。
“真是谢天谢地！”二十分后，孙逊被送入术后观察室，一听到这个消息，她全然忘记了手术的伤痛。当晚七点四十五分她被送入病房。这里宁静而温馨，躺在床上的她看着天花板上柔和的蓝天白云灯，心里感到非常平静。病床旁安装了电子监控设备，对她身体的各项指标进行实时监控。床体本身带有辅助运动功能，护士向她示范，如果躺累了，动一动病床上的装置，能帮助她放松肌肉，保持灵活性。
术后第二天早上七点多，阿莱西博士就来到病房。阿莱西博士查看了术后12小时的各种监测数据并了解了术后情况，交代她两天后到他的诊所复诊，并告诉她当日就可以出院了。如果不是医疗中介机构事先已经把整个就医流程发给了她，她肯定是没法接受术后第二天就出院的。
好运之地
在美国，再复杂的癌症手术，术后最多住几天也就出院了，复查直接到医生诊所去做，就连癌症后续的放、化疗也是不需住院的。美国克利夫兰医院心胸麻醉科教授林汪佳说：“美国的化疗跟中国的化疗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在美国，病人都是一边化疗，一边上班。医生对病人的体验、对治疗个体化的控制非常精细。癌症中心会把化疗安排得特别人性化、特别温馨。通过对化疗药物的调整和辅助药物的使用，让化疗的副作用降到最低。“化疗是个非常难受的过程，美国的病人也会难受，但他们不会像中国的化疗病人那么受罪。一化疗，半条人命都要没了。”林汪佳说。
美国的住院费用非常昂贵,一般每天可达3000至4000美元，医生费以及手术、护理、药品、检查、输液、输血等费用还要另算。所以，在病人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缩短住院时间就可以节省很多不必要的费用。
术后第三天，孙逊如约来到阿莱西博士的诊所复诊，医生打开纱布检查了伤口，用一种药膏涂在伤口上，之后他告诉孙逊“可以洗澡，不用再包纱布了。”回到住处以后，孙逊小心翼翼地洗了个澡，照镜子一看，伤口只有4公分，比她预期的小多了。
当天，孙逊收到内分泌医生助理的通知，告知她下面的治疗就交由内分泌医生勒纳来接手了。在美国，患者的资料已经基本实现了电子化，医生、医院之间也联网互通，不管在哪个实验室、诊所做的检查，都被认可和共享。病历资料的所有权属于患者个人，有严格的隐私条例，经患者签字同意后，医生或医院才能访问患者的病历资料。而成熟的转诊制度，让医生在患者未到之前就已经熟悉了患者的病情。这一套完备的制度，目前在国内还未能实现，因而也给国内患者的就诊带来很大障碍。
图：患者（左）在术后3天与医生合影。
一周以后，孙逊按时前往内分泌医生勒纳的诊所，在那里再次检查了眼睛、做了全身体检、开具药方、抽血送检，这次术后复诊花了将近两个小时。医生告诉她，肿瘤样本已由院方送到国家实验室，交由专门的病理专家做病理分析，10天内会将结果反馈回来，血液化验报告在7天内汇总后，医生将根据这些数据来决定下一阶段的治疗方案。
手术后一周，孙逊已经可以正常外出活动了，伤口也恢复得很好。“疤痕如果不细看，看不大出来。对我而言，这一点太重要了！”如今孙逊并不忌讳拉下衣领给人看她的脖子。由于康复得很快，她反而觉得接下来十天的等待特别漫长。
终于等到再次去见内分泌医生勒纳， “手术非常成功，血检报告显示，所有数椐都恢复到正常指标，因此不需做后续的化疗。今后每半年复诊一次就行。”“好医友”的工作人员阿历克斯一边翻译，一边为她高兴。医生接着解释说，实际上，假如血液检查的结果不好的话，就需要制定后续的个体化放疗、化疗方案。而对于孙逊来说，她的手术治疗非常成功，今后只需要口服维持甲状腺功能的药物。
在做了详尽的解释之后，勒纳医生微笑着问，“还有其他问题吗？”在中国医院多年的看病经历中，孙逊在离开医生的时候总是觉得还有没解开的疑惑，而面对美国医生这样的讲解，她真不知道还需要再问什么。
孙逊在美期间的医疗费用最终是5万多美元（30多万人民币），这比当初预估的8万美元要少。对此，“好医友”的工作人员解释说，预估的价格是按照平均价格计算的，而美国实行的是个性化医疗，即便同一种病，每个人的治疗情况也有不同。实际上，对于全自费的病人，美国医院一般都会给予一定的优惠。
癌症的阴影过去了，孙逊把癌魔甩在了洛杉矶。半年以后，当她再去洛杉矶复诊的时候，孙逊有一种故地重游的欣喜。她说，“天使之城是给我带来好运的地方！”
（为保护患者隐私，文中患者均使用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