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不见得能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摊开问题，也许能透过报道找到改变方向，或者至少能够让这些被压迫的人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蔡崇隆为自己十几年来对纪录片拍摄的热情下了注解。作为纪录片导演，蔡崇隆走遍台湾各个角落，探访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多国，深入挖掘社会议题。蔡崇隆的纪录片着眼于台湾，作品关注的主题包括司法、多元文化及环境保护等，他的纪录片在亚洲和欧洲多国受到青睐屡获肯定，经常受邀至海外放映，这一次，他来到了英国。

拎个双肩包，穿着轻便休闲服，踩了双运动鞋，走在伦敦街头，蔡崇隆就像寻常的观光客。连出席电影放映会也没有特别打点服装，他笑说这是自己标准的拍片装扮，“有些拍摄议题较敏感，拿着小型摄影机拍摄，打扮得像个游客不会引起关注。”

通过与英国两所大学和台文化部门的合作，蔡崇隆访英带来了三部纪录片，其中《对岸异乡人》（The Other Side）和 《油症——与毒共存》（Oil Disease: Surviving Evil）涉及了台湾的大陆新娘和食品安全问题，反响热烈，还有不少外国人观众同来观影。“海外民众愿意关注这些议题，让海外放映十分有意义，透过影像可以让大家了解更多。”蔡崇隆如是说。

让弱势者在纪录片中发声

“媒体工作者要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蔡崇隆点出对纪录片工作的理念，他透过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用影像让社会重新看见那些不曾消失却遗忘多时的问题，这些纪录片里的主角有跨国劳工、移民新娘、死刑犯和性工作者……每一个角色都具有高度社会争议性，然而蔡崇隆较少以导演本身的主观感受引导观众深入故事核心，而是经由影片每个角色第一人称的自白来凸显当事人的无奈与无助。“许多弱势族群的存在是源自于政府制度和社会结构问题，主流观点很容易将他们的弱势解释为自身努力不足，很少人会探究根本原因是制度压迫，和其个人努力没有关系。”他神情坚定地解释，社会上的歧视和压迫发生在不同领域，没有任何议题特别重要，所以每一种议题他都愿意接触、愿意了解，然后经由纪录片的方式报道。

司法问题是蔡崇隆早期关注的焦点，《岛国杀人纪事》三部曲是以死刑犯为主题的纪录片，三部影片中分别叙述于八九十年代轰动一时的台湾社会案件，嫌疑犯在罪证不足的情况下被枪决，引发一连串的司法争议以及家属抗争。蔡崇隆透过镜头重新检视疑点重重的侦审过程，用正反双方的言论互相对话，在当时台湾冤狱屡见不鲜的年代，为死刑犯翻案的纪录片俨然再次挑战司法公权力，“只要判决有百分之一的疑问，就不应该动手枪决。”蔡崇隆曾在纪录片记者会上这么说，直接质疑台湾司法制度不健全。

时至今日，台湾对于废除死刑的争辩风起云涌，《岛国杀人纪事一》讲述的苏建和案追讼逾二十年，蔡崇隆对此案追踪也长达十多年，和片中主角也从受访对象变成朋友，即使没有媒体资源依旧持续关注，这部片现在仍被拿来当作讨论台湾死刑存废的材料，也在2001年获台湾电影创作金穗奖肯定。《岛国杀人纪事二》主角则是一个已经被枪毙的死刑犯卢正，拍摄过程需要阅读大量资料和多方采访，对于画面的采集也格外费心思。

影片开场，导演以卢正的视角带领观众走进他的故事，为了呈现灵魂飘荡的感觉，蔡崇隆租用大型遥控飞机拍摄回旋的俯瞰画面，搭配旁白引导出死刑犯的“冤屈”，“大家能在一起就是幸福，对我而言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我已不再属于这个世界。”，蔡崇隆在影片中有句话这么说：“当客观超然的科学与宗教不能避免人为主观的操纵，那么也未必会是真理的最后解答。”诉说着当司法失去了反省能力，将会沦为杀人的工具。《岛国杀人纪事》三部曲之后，蔡崇隆带来了越来越多发人深省的故事。

他分享了自己印象最深刻的纪录片制作过程，《公娼启示录》中讲述三位合法娼妓的心声，在2001年台北公娼正式走入历史前夕，透过纪录性工作者抗争的过程，回溯鲜为人知的娼馆历史与公娼生命史，从政经、法律、伦理等面向来检视公娼议题。这群被污名化的娼妓，长期蛰伏在主流社会的黑暗角落，“一般人习惯以泛道德的角度来评价公娼，认为她们爱慕虚荣、道德低落，这种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十分没有道理。”蔡崇隆回忆自己拍摄过程与他称之为“阿姨”的性工作者的相处情况，他认为社会对她们贴上了不平等的标签，“对于我们这些中产阶级的孩子来说，那是很不同的世界，但她们和想像中很不一样，互动感觉就像自己的阿姨，没有距离感，只是选择了非一般人做的工作。”他认为性工作者的辛苦外界无法感同身受，“他们从早到晚接客，有时候一天超过20个客人，她们让我对‘劳动’的定义有所改观。”

蔡崇隆顿了顿接着说，“她们做这份工作是为了维生，为了获取货币，本质上和工厂劳工没有不同，一样是靠自己的身体在赚钱，没有谁比较轻松。甚至可以说是更加辛苦，因为她们精神上要承受很大压力。”蔡崇隆说在当年的“娼权战争”中，他看见性工作者最强韧的生命力，《公娼启示录》获得2002年亚洲电视奖评审团推荐，并入选韩国首尔（汉城）女性影展。

从局外人变当事人

拍了各类议题的纪录片，有一个主题不只让片中主角生活出现改变，也对蔡崇隆产生深刻影响。蔡崇隆啜了口茶，娓娓道来这个故事。近年来，台湾的移民新娘数量显著增加，蔡崇隆发现她们在媒体报道中普遍呈现出的是一种负面形象，“有时候是移民新娘被妖魔化，有时候是她们的老公被妖魔化。”为了探讨这一现象，他着手制作了移民新娘系列专题，花费一年时间制作了三部纪录片，分别讨论不同国籍的移民配偶在台湾的生活。“我一年内访谈十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配偶，透过田野调查看见各国婚姻的异同，了解到她们的心声，而我本身也学到很多。每一个国家的新移民都有不同的问题，但他们常被大众漠视，其实新移民跟台湾原住民一样需要被重视，因为他们的小孩正是我们称为‘新移民之子’，妈妈如果被控制，小孩怎么会好？”蔡崇隆说出了他对新移民的观点。

《中国新娘在台湾》描述三名大陆新娘在台湾面临的问题，在意识型态和现实生活的差异下，她们不可避免地在台湾受到诸多的差别待遇与限制，“新移民通常会被夫家控制，不论是身体或者精神上都不自由，他们没有资源反抗，一旦被压迫，异国婚姻问题会比台湾本土更严重。”蔡崇隆点出语言文化和新移民只身一人在异乡的无助。“拍片过程中我从别人的婚姻中看到自己，对于婚姻观念也有改变。”蔡崇隆不避讳地说出自己曾经历过一次婚姻失败，移民新娘专题让他重新反省自己。

《黑仔讨老婆》反映出台湾人通过婚姻中介娶越南新娘衍生出的商品化婚姻问题，“很微妙的机缘让我在2008年认识我现在的越南籍太太，我自己从一个记录者变成当事人，成为新移民女婿。”蔡崇隆分享了访谈中的一大惊喜，他表示，角色的变换也让他对新移民议题有了不同的诠释，两人婚后更一起投入移民新娘的拍摄，2012年，蔡崇隆的太太也完成第一部以移民新娘为主题的纪录片《失婚记》，“在这部片中我选择退居幕后，尽可能提供摄影或采访协助，但我希望她以第一人称的角度来表达故事，用自己的方式来发挥，我要避免以一个台湾男性或新移民纪录片导演的角度来影响她。”蔡崇隆牵着另一半的手，让是为弱势者的她为新移民诉心声。

另一部移民新娘《我的强娜威》则将蔡崇隆带到了柬埔寨，“那不是文化差异，是文化震撼！我在柬埔寨拍片后突然了解什么叫做‘阶级’。”蔡崇隆的神情中仍透着一丝不可置信，他描述自己跟着片中主角夫妇两人回柬埔寨娘家，“一行人走在路上所有人和‘牛’都注意我们，就像皇宫贵族进到未开化的国度。”他的语气里掺着复杂的情绪：“两夫妇平常会寄钱回柬埔寨，这次也带着礼物回去，女主角亲友买了一张弹簧床放在一个木制房里，木墙上还有空隙，能直接从外面看到简陋的屋内，女主角特别介绍‘这就是我给他们买的！’接着在弹簧床上蹦蹦跳跳，而男主角就躺在旁边像皇帝一样，小孩在一旁喝奶，床旁边围着一群柬埔寨村民看着他们一家人，这个画面我永远都忘不掉，像是现代人回到古代的感觉，很强烈的阶级落差。”

蔡崇隆通过这部片点出异国婚姻的问题源于经济。“我不知道这些纪录片对异国婚姻个案是否有帮助，但很多人看过片子能更了解新移民心态和他们的现实处境。”蔡崇隆收敛起笑容说。《我的强娜威》随后入围2003年亚洲电视奖最佳纪录长片奖、2004年世界公共电视INPUT影展，也获美国纽约广播电视博物馆永久典藏，并入围2005年德国柏林亚太电影节。

水到渠成的导演路

蔡崇隆拿起摄影机拍摄纪录片没有特别的契机，他大方分享求学过程所吸收的养分，让走导演这条路水到渠成。蔡崇隆在大学主修法律，他认为法学让他拥有“法感”，让他对于司法的黑与白有更清晰的概念。然而法学视野十分局限，虽然它定义了何谓公平正义，但说到底仍是替国家机器服务，所以他对法律工作并不感兴趣；相反地，他却对影像十分热衷，“从彰化小镇到台北念书，整个世界都打开了。当时大学附近有些咖啡馆，买杯饮料就能看一整天的艺术电影，我常翘无聊的法律课去看电影，我自称这是在修电影学分。”蔡崇隆打趣道，除了在电影中汲取影像的养分，他也爱看当时在台湾被列为“禁书”的左派作家作品，像是鲁迅、巴金等人。

由于当时已经是台湾戒严后期，当局对于“违规事项”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兴趣促使他加入大学校刊编采社团“政大青年”，从写手开始，经过三年成了总编辑。然而蔡崇隆主编的文章，因内容涉及争取学生权利，校方审稿后被禁止出刊，指导老师也配合校方打压。“第一次感受到言论检查很可怕。”最后，蔡崇隆在编后语中披露对校方审稿制度的不满，“这只是温和的抗争，校刊社在下一届学生更激进争取学生权后面临停社命运。”蔡崇隆谈到此事时语气很无奈。

经过80年代的变动，台湾社会进入全然开放的状态，此时的蔡崇隆正式走上媒体之路，“以前以为要进媒体圈一定要学传播，其实这是美丽的误会。但我很庆幸在读研究生期间遇到翁秀琪和陈光兴两位好老师，带领我了解文化研究，尤其是欧陆的批判理论传统，让我看世界的方式变得不一样，我学会从结构的角度来看社会问题，而不像法律人只从法条来看是非。这也促使我在工作多年后，选择停薪留职到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UEA）留学。”

蔡崇隆说，欧陆文化研究强调社会结构的影响，透过质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从社会学、哲学、政治学多角度切入剖析社会现象，可以获得不同的媒体视野。这完全不同于台湾熟悉的美国行为主义，习惯以数据说话，所有社会问题都可以故作客观地以科学解释，“观看电影和办校刊时的抗争经验给了我许多拍摄纪录片的养分，读研究生更让我学会观点的培养，做媒体工作，具备个人观点很重要。”

求学的丰富经验让他和导演工作结下不解之缘。离开校园后，蔡崇隆进入报社成为记者，主跑司法、劳工、非政府组织和原住民团体相关路线，“这份新闻工作给记者很大空间。”他通过采访接触到很多边缘群体，深入报道原住民正名运动和司法不公相关新闻，“媒体是种资源，要把它注入到需要的地方。像原住民、司法受害者就是资源弱势的那群人。”

蔡崇隆专注于社会底层的故事，随着自己在媒体圈里扎根，他成为一名调查记者，针对不同议题制作专题节目，随后也成为台湾公共电视台的纪录片节目制作人，他说“从记者到纪录片工作者，社会位置虽一直改变，但我想让弱势群体发声的想法使终没有改变。”蔡崇隆这席话不由得令人心生佩服。

用同理心说故事

“挖掘社会议题不是献爱心，更不是一味同情弱势者，而是应该尝试理解受访者，用同理心去报道每一则故事。”蔡崇隆笑称自己也不清楚这股社会正义的使命感从何而来，他生在中产阶级家庭，没有体验过真实的“底层阶级”生活，但是台湾老式教育存在体罚制度、师生欠缺沟通也缺乏人文关怀，让他一度质疑教育的本质。

“我的成绩很好，总在班上前几名，但不爱写作业，师长一味体罚，打手心、半蹲、罚跪等，各种可以羞辱人的方式我都经历过，没有人尝试和我沟通，也没人试图了解我的想法。”蔡崇隆表示以成绩来评断，他也算是好学生，但以写作业来说，他很叛逆。

虽然他认为自己很幸运，拿着不错学历进入社会，但他还是质疑台湾教育是个不公义的体制，利用体罚来要求学生达到制式服从，这样的教育只是在做表面工夫。“之所以会对弱势者有关怀，一部份原因来自于自己求学生涯的受苦阴影，在制度压迫下，人们受的苦是一样的。”蔡崇隆说。

“让受访者理解我的想法，相信我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我拍片没有目的性，所以我很少碰钉子。”蔡崇隆用平等心接触每一位受访者，建立起信任关系，自然而然能说出动人的故事。

这次来到英国放映作品，其中《对岸异乡人》是由一位嫁到台湾的大陆新娘和一位住在深圳的落魄台商两个故事交织而成，大陆新娘因为文化习俗和经济因素在台湾生活艰辛，至於因工作不顺沦为“台流”的台商也因为政治意识形态无法适应在大陆的生活，“虽然同文同种，但其实对他们来说仍是身处异乡，这已经无关政治。”

播映过程中，不少观众忍不住落泪，蔡崇隆认为这是一部表面上讲述两岸问题，实际上反映异乡游子心声的纪录片，这部片在爱尔兰和德国电影节放映时，海外的台湾人也感同身受，唤起思乡的情绪。

他回想，拍摄《对岸异乡人》用了三年的寒暑假时间，以自助旅行的方式到大陆访谈拍摄，“2012年除夕夜，我自己一个人在深圳的小旅馆，从超市买了酒和食物，外面放着烟火，电视里播着‘春晚’，我的感觉却很孤独，这才真的体会到我的主角常年生活在异乡的心情。”

勇于面对问题更显自信

除了纪录片导演的身份之外，蔡崇隆同时也是台湾中正大学的助理教授，他认为这两个角色的连结很重要，“拍片的技术和观点都是教学的养分”蔡崇隆也对于年轻一代越来越多人投入纪录片制作而感到欣慰。

访谈进入尾声，问及接触这么多弱势议题会不会对台湾社会失去信心？他这么回应：“在不同国家和社会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一个文明进程快的社会应该要有能力勇敢面对自己的错误。自我反省是一种自信心的表现，揭疮疤其实是反映对这个土地的关心，这些年来我也的确看到台湾社会不断在进步，海外放映也正是表现了台湾人对自己有信心。”语毕，他轻声微笑，从蔡崇隆眼里，我看见抹灭不掉的自信和对台湾社会进步的炙热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