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名为《太后与我》的新书近日在香港坊间引起轰动，该书封面上写着：“清朝末年寓居中国的‘北京隐士’；巴克斯爵士回忆录六十八载首见天日！”全书以自传的口吻，叙述他与慈禧太后的情感故事。其实大致自2008年以来，慈禧太后的英伦情人的故事便或多或少在网络流传，如今，该书中英文版同步发行。

闯荡东方，趁火打劫捞大钱

从小娇生惯养、挥霍无度的埃德蒙·巴克斯，由于债务丑闻没法在英国呆下去。1898年，他决定去遥远的东方碰碰运气。他的父亲给朋友写信，希望能照顾自己的儿子，这位朋友便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看到通晓俄文、日文和中文的巴克斯，赫德十分欣赏，把他介绍到英国使馆。

很快，巴克斯的语言才能被《泰晤士报》远东头牌记者莫理循发现。这时候巴克斯被推荐给莫理循，不仅为他提供中文方面的情报，也替他将有关中文报刊、诏书的内容译成英文。

1898年，戊戌政变爆发，莫理循正在外地旅行，对于这一重大事件全无所知。没有办法，《泰晤士报》只好依靠巴克斯来替莫理循报道消息，结果巴克斯用生花妙笔让《泰晤士报》和莫理循声名大涨。但70多年后，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费·罗珀经过研究，郑重宣布，这一时期《泰晤士报》的报道，绝大多数是巴克斯出于维持生计需要而进行的杜撰。

出版著作，提供秘闻得大名

1910年，由巴克斯和《泰晤士报》记者濮兰德合著的《慈禧外传》（又称《太后统治下的中国》）出版，该书向西方读者披露了慈禧大量鲜为人知的内幕，出版后风靡一时。书中引用大量“独家资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所谓《景善日记》。据巴克斯自己说，1900年庚子事变期间，他凑巧在一个名叫景善的中层官员家中发现这部日记。它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记载，一直记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对于义和团运动时北京的情况记载得很详细，而且还记录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宫廷秘事。

这部日记一出现，便为学界重视，比如英国著名外交史家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对此书多加引用，建国后国内编撰义和团资料的时候也将其收入。当然，从日记被巴克斯和濮兰德拿来使用那天起，日记真伪就一直是个争议话题。问题是，作者之一的濮兰德也没有见过中文原稿。等到后来，当濮兰德将该书英文稿本赠送英国博物院时，被要求提供《景善日记》的中文原稿。结果巴克斯回信说，自己因为经济困难已经将中文原稿卖了。总之，除巴克斯外，世界上再没第二个人证实见过《景善日记》的中文原本。后来不少汉学家和国外的历史学家以及中国近代史学者研究认为，该日记乃伪造之作。

尽管在北京生活得很不错，因为出书和收藏的关系，巴克斯也获得汉学家之类的称号，还一度在京师大学堂担任教授。但对于巴克斯而言，衣锦还乡是心中的梦想，于是他想着把自己这些年或抢劫或购买的中文图书捐赠给英国方面，赢取名声，并图谋获得母校牛津大学汉文教授一职。

1913年7月，巴克斯捐赠的第一批图书抵达伦敦。作为捐赠人，巴克斯广做报告之余也获得很多盛誉。因为赠书引发的附加效应，他被伦敦皇家学院选为汉文教授。但因为他本人没有学位，也没有出名的专著，虽然被称作汉学家，他期待的牛津大学汉文教授到死也没有获得。他还想着母校能否授予自己名誉文学硕士学位，最终也没有结果。

隐居北京，火爆回忆争议大

心灰意冷的巴克斯回到北京过起隐士生活，吃饭穿衣等完全中式。到1942年左右，除偶尔接受好友霍普利医生的帮助外，他已经为人所遗忘。1944年临死前，在霍普利医生的建议并资助下，巴克斯写就了自己的两本回忆录，一本写自己的年轻岁月，名为 《往日已逝》；一本写自己的清宫遭遇，尤其是与慈禧的往事，名为《太后与我》。霍普利1973年去世前，将回忆录复制多份，分赠伦敦英国博物馆、巴黎国立图书馆等处。

今年3月30日，在《太后与我》即将发行前，《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评论说， “在事业的巅峰期，巴克斯在东方学领域是位受人尊敬的专家……但他的一些资料来源以及说法后来被证明是欺骗性的，他为西方理解中国人生活所做出的贡献有多大或者是否重要，历史学家们分歧严重”。而就在100年前《慈禧外传》问世时，同样是《纽约时报》评论道：“此书堪称权威之作，因为它所依据的事实，全部编译自宫廷档案和太后管家的私人日记，对于这本书即使是匆匆一瞥，也能感受到它卓越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