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

近日，一名中文名叫潘亚当的美国学生自述了自己在中国的留学考试经历。在自述的开头，他说：“我是一个很典型的恐惧症患者。我从小因为常做恶梦，特别怕一个人睡。在纽约读高中时我怕在地铁遇到流氓被打劫。而我最近很担心我父母的健康，因为身在国外的我很少有机会回去看他们。但我最害怕、从来没能够战胜的事情是——考试。我还记得小学时，我经常为了逃避期中期末考试，为了避开老师像鲜血一样可怕的红笔而假装生病。” 然而，16岁第一次到中国南京留学的时候，我接触了一种更加激烈和可怖的考试制度。在南京上中学时，考试变成了一件必须每日经历的事情，而所有的考试都通往世界上竞争最残酷的考试——高考。在我这个外国人的眼里，高考就像一个会喷火的巨大怪物，令我怕得发抖。 一年后当我回到美国，很多高中的老师常常试图让我比较中国和美国高中的差异。他们都问：“我们怎么能赶得上中国的高中？”连我的父母都开始拿中国高中学生的例子来鼓励我更加认真学习，用华人用功的学习态度给我施加压力，让我学数学。我父亲当时总是问：“亚当，在全球化的经济状态下，如果你不懂微积分的话，你毕业后怎么能找到好的工作？” 2010年底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目的）测试中，上海学生取得了阅读、数学、科学素养第一的佳绩，引发外界强烈关注。在很多考核点，中国学生的成绩远远领先于排在第二名的国家，如在科学部分，中国平均得到了575分，但排第二名的芬兰只有554分。美国则平均排在世界第23或24名，完全不符合一个“超级大国”的定位。 PISA考试的结果非常明确，而它也提高了我对考试的恐惧感。不过，我一到了大学，这些担心就减少了。我大三时在清华读了一学期的进修课。我当时的同学确实很聪明和友好，求知欲也很强。但不管我有没有参加过高考，我跟他们一起学习从来没有觉得吃力，同时也没有觉得同学比我聪明得多，而上课和写作业时用的都是我的第三语言——中文。我在清华上的课大多都是历史系的课，而我很快发现我可以利用我在美国做独立历史研究的经验来对我们班的讨论作出贡献。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跟踪调查了那些拿到美国普通教育发展证书的青少年，发现他们在很多方面远远比不上普通的上了四年高中的人。为了更好地比较这两个子集，赫克曼使用了一个非常广义的 “成功”定义，其中还包括工作持续性、婚姻成功率、平均收入、房产情况等等。 这些结果在表面上不应该令我们很惊讶——能够高中毕业的人必然都能遵守学校的规则，跟其他同学合作，他们也很可能来自比较富裕和稳定的家庭。但是在考试的成绩里头，这些因素和差异完全没有体现出来。 我知道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的教育制度优于中国教育制度的一个方面，便是美国教育不以应试为目的。但实际上，美国教育制度也存在强调考试重要性的一面，也十分重视可计量的数据，因为考试结果能更容易地用数据表现。当然中国的考试结果在最终的选择占有更大的比重，但两国考试制度的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而赫克曼的研究结果证明，考试只能衡量个体才能差异的一小部分。换句话来说，考试绝对不是决定人将来是否成功的唯一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