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日本右翼视为“反日”，被国会议员审查，各大影院被迫取消放映，却被日本各大媒体撰文支持，并被首相福田康夫点名评论，这部首次以“靖国神社”为主角的同名纪录片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不那么平凡。它在公映后创造了日本纪录片票房史上的最高纪录，并被视作“二战后日本电影史上最大的社会文化事件”，它引起的社会轰动被日媒命名为“靖国骚动”。有日本人认为它“反日”，也有中国人认为它“为日本辩护”，而身上流淌着中国血液的导演李缨，却称此片是一封“给日本的情书”。

2014年12月，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仪式举行前后，由旅日华裔导演李缨执导的纪录片《靖国神社》在英国各地组织了多场放映，  “靖国神社”这个长久以来一直牵动着中日之间敏感神经的吸睛符号再次赫然进入观众视野。

1869年，日本明治天皇为了纪念那些帮助他建立明治政府的战死者，创立了“东京招魂社”，该社在1879年被正式更名为“靖国神社”。迄今，有246万多名在历次战争中战死的军人被尊为“英灵”供奉在此，其中80%以上的“英灵”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东条英机和南京大屠杀主要责任人之一松井石根等14名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定的甲级战犯也在此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领导人多次无视中国方面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使得靖国神社问题成为了横亘在中日之间的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

旅日多年的李缨，在长时间亲身所见所闻的刺激下，开始思考中日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把目光聚焦在了“靖国神社”这个中日关系的  “痛点”上。历经八年拍摄、两年后期制作，李缨对发生在“靖国神社”这个特殊舞台上的各类参拜现象进行了纪录，以“靖国神社”仅存的一位92岁军刀匠为线索，剖析了日本国民对战争和靖国神社复杂而特殊的感情。为了追溯他这十年漫长的心路历程，并厘清他眼中  “靖国神社”所聚焦的中日问题实质，《华闻周刊》对李缨进行了专访。

选择“靖国神社”这一“管”，来窥中日问题这一“豹”，李缨有他自己的解释。在他看来，靖国神社既是日本天皇的战争祭坛，又是汇聚日本最复杂情感的大舞台。“它是日本‘大和魂’的精神堡垒，战争与和平、生与死、殖民主义与爱国主义、名誉与羞耻、宗教与政治、右翼与左翼，不断在这个舞台上交锋呐喊。”也正是在靖国神社这个特殊的精神空间之中，他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李缨研读了大量的中日历史材料，“只有理清日本历史文明的脉络，才能明白它为什么在文明进化历程中选择了军国主义的方式，也只有理解了日本的骄傲和耻辱在哪里，才能弄清他们这样让人不舒服的历史观的成因到底是什么。”他解释说。

在他看来，“日本的骄傲”所在是导致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面对战争罪行的根本原因，而“日本的骄傲”跟天皇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天皇是国家的面子。天皇决定了日本近代史的繁荣，日本人不能轻易否决近代史为他们带来的骄傲。”与此同时，靖国神社是在明治时期建立起来的，如果说天皇有战争责任，那日本人就必须重新来看待天皇问题，  “这个话题直到目前在日本还是禁区”。

“这种纠结和矛盾的心态使得日本在战后一方面对国际社会承认战争犯罪，另一方面却将战犯奉为神灵，给予荣誉。”李缨分析说。在日本人的美学价值观里，光和影是同时存在于所有事物中的，“他们认为战争里的罪恶只是‘影’，是局部的，不能因为强调这些阴影而否决掉了‘光’。”

李缨对此也评价道：“强调‘光’可以，日本一直希望世人看到他们口中‘美丽的日本’，政治家们也希望他们的‘光’能够普照，但他们忽视了一点——‘光’恰恰需要有影子的衬托才能更好地体现出来。”此时的李缨，稍稍不同于贯穿采访过程始终的高度平静，语气略微有些许上扬。“在日本待了这么多年，我知道日本有很多好的、值得人尊重的东西，这些是‘光’；而那些危险的‘军国’细胞和病症如果不被正视，会极大地影响好的东西被世人所认知，‘光’便不能得到完美的体现。”在他看来，日本只有正视他们曾经的黑暗历史，才能让世界看到真正的“美丽日本”。

纪录片以一把“靖国刀”为切入点，在李缨看来，这把刀就是能解释靖国神社最高生死美学的灵魂象征体，因为刀中凝聚着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他们认为这把刀是一个灵魂装置，汇聚着他们为国捐躯的英雄灵魂，他们自己觉得很纯净美好，可那只是适用于日本及靖国神社内部的美学价值观，并不能在国际上通行。”在日本许多人眼中，那些附在这把刀上的灵魂，都是为国捐躯的护国“英灵”，而他们对战争的认定则多是认为“日本负有战争责任，却不是战争犯罪。”他补充道，“而且他们没意识到这把刀的双刃性和伤害性。”

同时，李缨也指出，靖国神社这个精神空间里附带有历史观，“他们是不能摆脱个人感情来参拜的，正因为他们认为这次战争是为天皇和人民的‘圣战’，这些战犯才被成为‘英灵’。”在李缨的眼里，这个精神空间里的哲学和伦理已经融为了一体，并自成体系，这使得靖国神社成为了一个“国家命运共同体的装置”。“有些政治家说，他们只是来参拜那些英雄，这根本不可能。因为这些灵魂已经像水一样地融到了一处，不可能分别来参拜。”他说。

《靖国神社》整部影片没有使用任何解说词，李缨采用了很“克制”的方式来传递这个复杂精神空间的内核，“我一直在尽量保持客观”，他对我说，“不想把这部纪录片做成一部仅仅是带有中国人愤怒立场的片子。战争过去70年了，只是不停地‘揭伤疤’没有意义。”在李缨看来，带有民族情绪的狭隘表达是不能走进日本民众内心的，“一定要从人性和家族情感的角度对这个复杂现象表达一定的理解，才能打动他们，引起共鸣。”这也是为什么他选择放弃最初的“历史证言式”拍摄，而以“进入他们精神核心内部来透视这个空间”的方式来寻找答案的原因。 

他一直在强调“客观”二字，在我的追问下，他也表示，“个人立场当然是作为中国人的立场”，随即他补充，“只是一定要克服自己感情上痛苦的障碍，不能让它衍变成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理性”是他这十年制作路上对自己一以贯之的要求，而“客观”则是他在表达这十年思考时所崇尚的方式。

也许正因如此，《靖国神社》才在日本引发了如此轰动，引起了不少日本人的情感共鸣。有趣的是，虽然该片上映被部分日本群体认为是“不可饶恕的反日行为”，却在2008年由日本全国电影观众联盟三十多个地方的观众团体评为年度优秀影片，并授予“全国电影观众联盟奖”。

除了荣誉，此片引发的“靖国骚动”现象也给李缨带来不少麻烦，死亡威胁、官司缠身，他却称“从不后悔”，“电影也好，人生也好，都是一次冒险，要拍就一定拍好。”他依旧很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