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六代”导演开始，中国独立电影一直与“地下电影”和“禁片”的身份纠缠不清。不仅仅是因为电影的选材大多为“边缘群体”和“社会阴暗面”，也由于电影的资金和发行大多是走海外渠道，通过国际电影节走向海外市场。然而在国内，这些电影的流通大多是指望盗版市场、民间的电影爱好者集会、艺术画廊和大学校园。贾樟柯是中国独立导演中最负名望的人物之一，在他之前的无数片子无法在国内公映却被国际各大电影节追捧之后，他的《世界》在2005年一举获取龙标，得以在国内公映。这似乎成为了中国独立电影圈儿的一盏指明灯，好像独立电影人们多了一条出路——申请龙标，游刃在地上和地下之间。

在审查制度和后殖民主义的夹缝中

1990年，在张元的《妈妈》和吴文光的《流浪北京》在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第一次被西方媒体封为“中国独立电影人”之后，他们所开启的“出路”在长时间里形成了中国独立电影的运作模式：小成本自筹资金，跳过审查制度，带着作品直赴海外评奖，通过获奖引起西方媒体关注，寻找海外发行商收回成本，以及为下一部作品申请海外拍摄资金。

在当时，这也许是这些电影人唯一的出路。他们的电影道路大多开始于八九年后，审查制度比起“第五代”时期大力加强，他们不愿妥协于体制去拍主流电影，只好另寻它法。然而这样对海外资金和海外市场依赖的模式，在中国电影评论界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一批导演经常被指责蓄意消费中国政治，迎合西方电影节评审人对中国不怀好意的“审美”和西方普通大众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想象。中国独立电影的主题也大多逃不出被政治绑架这一“包袱”，有时即便导演无心，西方媒体和影评人也会蓄意把作品朝政治方向曲解。不得不承认，这些电影中所谓的“对意识形态的反叛精神”对西方媒体和观众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它们作为电影的艺术价值。而在西方媒体的种种“后殖民”语境的曲解下，独立电影在中国就越渐敏感和地下，一些导演甚至被审查制度列入了黑名单。这十几二十年间，中国独立电影一直在这种夹缝中生存，难以真正进入电影产业。

民间资本使独立电影走入国内市场

近几年，随着几家民间资本运作的支持独立电影的制作发行公司浮出水面，逐渐改变了中国独立电影的生态，其中格外吸引眼球的有贾樟柯的公司“西河星汇”以及“天画画天”。在2013年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上，入围的内地影片不足20部，而由“天画画天”所参与投资制作的影片占了6部，“西河星汇”出品的片子占了4部。

“天画画天文化传播公司”由2010年成立，关注新锐独立导演，签约导演，为独立电影人发固定月薪，全程支持他们电影的制作。2012年“天画画天”出品的6部作品分别围过诸如柏林、威尼斯、温哥华、多伦多等国际电影节。其中2部申请到了龙标，获得了国内的公映权，包括杨瑾导演的《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和李睿珺的《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这些影片风格各异，过去对中国独立电影那些“描绘丑陋中国”的印象在这些片子里一扫而空。“天画画天”总经理杨城告诉记者，他们签约导演和出品他们的作品时主要看导演的项目，能通过审查的就帮他们申请龙标，不能通过审查的就走别的发行道路，这也为独立电影人们提供了更多元的创作空间。虽然“申请龙标”走入国内市场似乎意味着对审查制度和商业市场做一定的妥协，但这只是另一条可供独立电影人选择的道路——他们不需要再为了收回成本，在“被体制招安”和完成海外的“政治期待”这两条路中做一非此即彼的抉择。同时，民间资本也为中国独立电影进入中国电影产业提供了土壤。毕竟，“抵抗意识形态”这一标签大多是观众和影评人为导演们贴的，导演在完成自我表达的同时，总归还是想要有观众，需要市场来收回成本。